社會與觀念之間 重讀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

社會與觀念之間——重讀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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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33卷），張豈之主編，長春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2980.00元

一

中國哲學思想史的著述源遠流長，遠有【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論六家要旨】和【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近有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與章太炎【國故論衡】等，而採用現代方法進行研究則始自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但該書只有上卷，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馮友蘭1930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則是完整意義上首部用新的觀點撰寫的中國哲學史通史著作。不過，上述胡、馮二氏的著作均冠名『哲學史』，討論範圍也大體局限於哲學史。

侯外廬先生等著【中國思想通史】，撰寫於1940年代後期，完成於1960年代初，凡五卷六冊，洋洋二百六十萬言，貫通先秦至明清，是今人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思想通史著作。這部著作不僅討論範圍寬於哲學史，其體系框架、理論維度和學術立場也別有特色。這主要體現在：其一，它着重於綜合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其二，強調揭示本民族的歷史路徑和文化傳統；其三，着重把握社會史與觀念史的內在聯繫與矛盾運動；其四，注意考察社會思潮和學術流派；其五，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傳統，批判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着力發掘歷史上被視為『異端』的進步思想家。

關於【中國思想通史】的理論焦點和問題導向，正如侯外廬先生在早期著作【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序言』中提出、並在晚年回憶錄【韌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樣，聚焦於下面五個方面：一，社會歷史階段的演進與思想史階段的演進存在着什麼關係；二，思想史、哲學史出現的範疇、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體思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怎樣的先後不同；三，人類思想的發展與某一時代個別思想學說的形成，其間有什麼關係；四，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與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條理；五，世界觀與方法論相關聯，但是有時也會出現矛盾，如何明確其間的主導與從屬的關係。（【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267頁）

可以說，【中國思想通史】的理論框架和學術特色奠定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範式，它的基本方法、原則和體系，長期以來一直為學術界所廣泛認同和自覺遵循。

    二

在【中國思想通史】諸多理論特點中，汲汲於社會與觀念的關係的考量，正是思想史有別於哲學史的關鍵所在。何兆武先生說：『哲學史只研究哲學觀念與問題的演變，思想史的對象則是一切人文動機（人們的思想、理論、見解、願望等等）如何參與並形成了歷史的整體。思想與實際綜合成為一個渾然不可分的歷史整體……必須聯繫到歷史現實才能理解一個時代的思想，同時又必須聯繫到一個時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該時代的歷史現實。』他指出，自覺於此的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在我國的正式確立要從侯外廬先生有關中國思想通史的系列著作算起』（【歷史學兩重性片論】，【史學理論研究】，1988年1月第一期，第6頁）。

有關社會與觀念的關係，【中國思想通史】的主旨似可概括為：其一，思想觀念系以歷史現實為依託，歸根結底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思想的流趨與社會的走向和歷史的重心有着緊密的關聯；其二，強調從社會歷史背景來把握和透視思想的發展演變，同時又注重通過思想史的研究來考察和審視社會史；其三，關注歷史上的社會思潮和時代精神，以此作為社會與觀念之間的紐結點和思想史研究的切入點。

【中國思想通史】熱衷於探尋思想意識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以侯外廬著【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為基本框架，融會了杜國庠【先秦諸子思想概要】與趙紀彬【古代儒家哲學批判】中的見解與史料，論述了殷周禮樂文明、孔墨顯學與諸子百家之學。它着重剖析了西周社會『土地國有』『宗法制度』和『學在官府』的三位一體所造就的官方意識形態，又指出諸子學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系通過政治和法律的折射反映了社會經濟中生產資料的分裂，並提出先秦諸子具有不同於古希臘『智者氣象』的『賢人作風』，『即多說道德少說知識，多說人生少說宇宙』（【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頁），所以說，我們的文明道路自始就與西方有別。

再如，第二卷涉及兩漢思想，着重論述了儒學的官學化與神學化、正宗思想與異端思想的對立、無神論與有神論的對立、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經今古文之爭以及漢末清議。關於秦漢以來的思想大一統，它從社會制度方面探尋其深層原因，指出：『漢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皇權集中、中央專制主義和文化思想欽定以及讖緯經學國教化，是相為適應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頁）

又如，第三卷論述了魏晉玄學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術內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學及范縝的無神論思想。關於漢魏晉之間由經學向玄學的思想轉向，它力圖從制度變遷與社會風尚方面予以說明，指出：『由閭里農村選舉出來的賢良方正，走了「通經致用」的途徑，而由浮萍世族品題出來的通達名流，則走了「遊刃皆虛」的途徑。前者守經，後者權變，前者的箋注走向經學讖緯化，後者的箋注走向經學形而上學化。名流們越和地理自然游離，越會形容山水的名勝；實際實物的自然越不可把握，概念形象的自然越能增加語彙；自然的對象越離開認識上的點滴占有，則人類對於自然一般就越在虛處開刀，以至於全人格的活動走向以天滅人，投降自然。』（【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3頁）

還有，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侯外廬先生將它定性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潮，這不僅着眼於這股思想運動的精神主旨，也是基於對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和中國呈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考察。他指出，正是『天崩地解』的時代才有了思想家們『別開生面』的思想批判，『啟蒙時代思想的軸線也是和資本主義萌芽狀況的發展的軸線相平行着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頁）。

當然，思想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超越性，觀念不單純是社會歷史的一種結果，它也可能成為原因。羅素認為：『哲學家既是果，也是因。他們是他們時代的社會環境及政治制度的結果，他們（如果幸運的話）也可能是塑造後來時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西方哲學史】（上），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頁）侯外廬先生對此是有認識的。他在論及早期啟蒙思潮時指出，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黃宗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顏元『性命之作用為詩書六藝』，既反映出後人對傳統意識的借用，也表現出先民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原因在於『在古代哲人的思想體系里，曾出現過後世的思想方法的胚胎形態』（【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頁）。反過來，如所周知，早期啟蒙思潮作為一種思想理念和精神動力又極大地影響了近代的啟蒙思潮及社會改良與革命運動，侯外廬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對此有所論及。

基於思想觀念對社會歷史的影響，【中國思想通史】在論述主流思想的同時，亦青睞於被歷史邊緣化了的異端思想家，認為他們更具有人民性和人文精神，值得弘揚和闡發，如先秦時代的墨家，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葉適、陳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隱、李贄，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方以智、傅山、顏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龔自珍等人。侯外廬先生曾組織人員發掘、整理和出版大量被長期埋沒的這類『珍稀思想史資料』。

    三

侯外廬先生開創的這種思想史研究範式，其關切社會與觀念之維，橫跨史學與哲學之間，兼顧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域，難度是不難理喻的。作為『思想的思想』『認識的認識』的哲學是人類意識中最『高精尖』的部分，如用常識去解讀它將永遠觸摸不到真問題，不明就裡，難得究竟。勞思光曾說：『無論是統觀哲學思想之發展，或解剖一個個哲學家的理論，都需要對哲學問題本身的深切解悟，對哲學理論的明確掌握。這就不是純粹史學工作者所能做的事了。』（【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姑且不論哲學思想的抽象玄奧和社會領域的廣闊無涯、無所不該，就是兼具主客、因果雙重屬性的生活樣態、權力結構、制度典章、傳統的力量、外部的衝擊、『大傳統』與『小傳統』『精英文化』與『民眾文化』等等，要釐清它們在社會與觀念兩極的傳導與互動作用，亦殊為不易。

由於思想史的這種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屬性，故對研究者的理論思維和知識素養有較高要求。二十世紀以來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重要著作，大多出自受西方學術訓練而又熟悉本土文化的中國人，如接受實用主義的胡適與接受新實在論的馮友蘭。

侯外廬先生少年時代在私塾讀經，大學期間分別在兩所大學的法律和歷史專業學習，後負笈法國翻譯【資本論】，並在那裡學習德文與法文，系統研究西方哲學、文學、經濟學和法學。中學與西學的雙修、哲學與史學的兼通，為他日後研究中國思想史打下了得天獨厚的堅實基礎。

在中國史學科，侯外廬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獨有心得，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和【中國封建社會史論】。而且，侯先生諳熟世界歷史。可以說，【中國思想通史】對思想史的闡發系基於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精深理解和人類歷史的整體把握，因而立論堅實而視域宏大，有着極強的理論穿透力與歷史厚重感。

不僅如此，【中國思想通史】的其他合作者如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等，也都是理論和史學學養深厚、知識廣博而各有專攻的學者。正是因為周圍有這樣一個兼具中學與西學、史學與哲學、『橫通』（思想與社會歷史時代的聯繫）與『縱通』（思想源流的演變）多重學養的優秀學術團隊，侯外廬先生才能從初涉思想史算起窮二十年精力，最終完成【中國思想通史】這部凌雲傑構。

    四

【中國思想通史】問世至今有半個多世紀了，時代與觀念都發生了巨變。就思想史研究領域而言，思想文獻的出土發掘取得了重大突破，西方重要漢學和理論著作被大量翻譯引介，研究方法和理論側重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尤其是比較哲學、解釋學、知識社會學、洛夫喬伊的觀念史、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等的引入，無疑有助於新時期的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建設和範式更新。

就社會與觀念之維而言，例如西方知識社會學又稱思想社會學，就側重於思想與社會之複雜關係的科學研究。儘管該社會學分支已存在了較長時間，但近年來國內學人才對之有了普遍了解。創立者卡爾·曼海姆指出，思想史研究之中心課題在於研究思想與社會生活領域之關係、思維方式的社會起源、思想秩序與社會秩序的互動，探討思想的社會基礎與活動基礎，以及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的聯繫。他把集體觀念作為理論研究的主要關切點，認為集體經驗多種多樣，民眾精神千差萬別，思想傾向互相衝突，但都根植於集體利益的整個策源地。純理論的分裂大都可以歸結為根本的哲學上的差異，但也受到具體的、相互衝突的集團之間的對抗和競爭的無形指導。（【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磊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知識社會學的重要代表舍勒強調，社會學本身的最終任務在於，考察決定人類生活內容的理想因素和現實因素以及精神因素和追求生殖、營養、權力的內驅力因素的相互影響的種類和有條不紊的序列。（【知識社會學問題】，艾彥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他將人類價值等級從低到高分為可感覺的價值、功利性價值、生命價值、精神價值和神聖價值五等，並將其與不同的人格類型、職業階層和共同體類型一一對應，特別關注知識價值在各社會群體和社會層次之間的分別與傳遞。（【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倪梁康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這些對豐富和細化社會與觀念之關係的研究，無疑是有借鑑作用的。

再如，長期以來，精神與物質、主觀與客觀、唯物和唯心、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二分法，已成為我們的思想定式，而忽略了介於二者之間的第三者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如波普所說，世界一分為三，物理客觀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為第一世界，意識形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為第二世界，思想的客觀內容的世界為第三世界。屬於所謂第三世界的包括問題、猜想、理論、論證、期刊、書籍，還有國家、制度、習俗和法律等。這些東西不像第一世界中的對象，它們是非物質的；但它們又有別於第二世界的精神狀態，它們是客觀的。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以第二世界為中介，心靈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建立了間接聯繫。第三世界是人類心靈的產物，但有其自主性領域，對人有強烈的反作用，甚至它的固化和聖化將使人也受制於它。如果說心靈是身體的控制系統，那麼客觀知識則是心靈的控制系統，它對我們的作用甚至遠大於物理環境。（【無窮的探索：思想自傳】，邱仁宗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客觀的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半版）這種作為主體精神的客觀化了的第三世界的存在，理應納入社會與觀念之維的理論視域。人如何發現或發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如何作用於人，人又如何對自己的創造物起反應，這理應成為思想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線索之一端。

此外，有關意識形態的學說、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及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理論，也都對我們的思想史研究不無啟迪。

    五

儘管斗轉星移時過境遷，但侯外廬先生等著【中國思想通史】作為經典著作，至今仍不失其意義與價值。不消說它的創立學科範式之功，與它對思想史中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與推進，就是書中所羅列的思想家之多和文獻之豐富、理論分析之透徹與深邃、警句式的話語表達之富有哲理和餘味無窮，即不啻為一席精神盛宴。

不過，包括【中國思想通史】及其前期著作在內的侯外廬先生等人的各種論著，不少都是寫作、發表和出版於中國社會激變的動盪年代，那時，他們生活顛沛流離，參考文獻匱乏，書的排版印刷質量亦難以保證，到今天，有些著作的早期版本也不易搜求。

2016年新年伊始，由侯外廬先生的大弟子張豈之先生主編、何兆武先生和李學勤先生任顧問的【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由長春出版社正式推出。全書分回憶錄、經濟學、史學（含社會史和思想史）、哲學、時論、雜著（含附錄）和思想研究七大部分，凡33卷，每卷20至40萬字，侯外廬先生的絕大部分著作（含合著、譯著）及其不同版本，均收入其中，並做了細緻的編輯校對與文獻核對的工作。同時，還收入了部分研究侯外廬先生思想與生平的文章。這為我們體會老一輩思想史家坎坷而堅韌的學術和心路歷程，重溫洋溢於其著述種的睿智與卓識，提供了絕好的機會。重讀【中國思想通史】，也有助於我們繼承先賢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和視野開闊的方法論探索，激勵我們把中國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