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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戰國的荊楚版圖內，即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接連出土戰國楚簡帛書和秦、漢簡帛書，比較著名的有：湖北省江陵市望山楚墓竹簡、包山楚墓竹簡、荊門市郭店楚墓竹簡、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王家台秦墓竹簡、江陵張家山漢墓竹簡、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帛書、河南省新蔡葛陵楚墓竹簡、安徽省阜陽市雙古堆漢墓竹簡、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和清華大學戰國竹簡等等。這些文獻材料均直接出土於地下的墓葬，其內容多未見於傳世古籍。這些新材料、新發現為前賢所未見，對楚辭研究有重大的推進意義。
首先，對於傳世楚辭文本的文字校訂和詞義考釋極有幫助。如離騷：『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常、懲兩句本應押韻，但常，陽部；懲，蒸部，卻出韻。有人說，『常，本恆字，漢人避諱改為常耳』，惜無佐證。而出土簡帛文獻得到了驗證。如郭店楚墓竹簡凡固常字悉作『恆』。老子（甲種本）：『知足之為足，此恆足矣』；『是故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道恆亡為也』；『道恆亡名，朴雖微，天地不敢臣』。這三個『恆』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甲、乙二本老子也同。據此，知離騷中此『常』原本為『恆』。關於詞義考釋，如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從前的注釋，都把鵜鴂鳴而百草不芳，當作實事。其實，這是屈原的心理感受。恐、使，相對為文。使，通作思，楚簡通用。如包山楚簡·祝禱：『舉禱行宮一白犬，酉（酒）飼（食），思（使）攻敘於宮室。』又：『思（使）攻解於水上與溺人。』思，是憂愁的意思。由此可知，這句是說恐鵜鴂先鳴，因而憂彼百草不芳，是指心理上聯想。
其次，為稽考楚辭禮制、禮俗提供新材料。如離騷『降神』以及九歌祭神的時間，均在夜晚。楚人祭神為何定於夜晚？清華簡楚居解開了這個秘密。說楚國先人熊繹遷到了『夷屯』的地方，造了個『便室』，裡面一無所有，於是偷了鄀人之小牛以祭其祖。害怕主人發現，所以在夜晚行祭。後世裔孫念其先祖創業之艱辛，『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傳·昭公十二年）。先祖及鬼神祭祀定製於夜，成為其一族一國的禮俗。九歌中祭神的時間為夜晚，正是這種楚禮楚俗的記錄。
其三，有助於屈原作品真偽的考訂。目前出土文獻材料，雖然未見有兩漢以前的楚辭簡帛抄本，但是對於考訂屈原現存傳世作品的真偽還是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依據。如屈原九章中的涉江惜往日悲迴風三篇，都有正面同情、歌頌伍子胥的內容。自南宋魏了翁以來，不少學者感到不可思議，認為伍子胥借吳國的兵以報父仇，攻下郢都，掘楚平王墓而鞭其屍，是楚國十惡不赦的叛臣，屈原不可能同情他、謳歌他。但是出土於湖北荊門市的郭店楚墓竹簡中，卻有『子胥前多功，後翏（戮）死，非其智衰也』的話。在上博簡鬼神之明一篇中也說：『及伍子胥者，天下之聖人也，鴟夷而死。』可見在當時的楚國並不把子胥當作『叛臣』『賊子』看。其實，在屈原那個時代，『忠』和『孝』不是等列的，郭店楚簡六德篇說：『內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婦也。疏斬布實丈，為父也。為君亦然。……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昆弟絕妻，不為妻絕昆弟。』雖然說的是喪儀的內外、先後制度，但是可以看出，在楚國人當時的觀念里，子對父孝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而臣對君忠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君有道有義，臣子方可以忠事君。伍子胥在當時報父仇是天經地義的，是合情合理的，仇家即使是楚國的君王也不避。我們不能以秦漢大一統以後的忠孝倫理觀來看待，更不能據此將涉江等三篇作品排除在屈原之作之外。
出土文獻也幫助我們重新了解楚史。如楚國這個稱呼的來歷，已往的學者多從古文字的寫法去猜測，說楚人『林中建國的，荊亦名楚，當以荊棘繁多之故』（顧頡剛）。或者說『「荊人」「楚人」之所以得名，是因為他們居住的地方生長着許多被稱為「荊」或者「楚」的灌木』（張正明）。清華簡楚居是這樣記載的，楚先穴熊遷徙到『京宗』這個地方，娶了『妣湛』，生了侸叔、麗季。生麗季時『不從行』，即難產。於是巫師只好剖其腹，麗季得救了，而妣湛『賓於天』，死了。巫師剖腹的工具是『楚』（荊），即枝上突出的棘刺，因而將『楚荊』視作神奇之物，以示紀念，以勵楚族的子子孫孫，傳之萬世，所以名其邦國為『楚』。
總之，運用簡帛文獻以印證傳世楚辭，是研究先秦文學的一條路子。但是，走好這條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做先秦文學研究的學者，需要具備『小學』的基本功，精通文字音韻訓詁，能以自己的方式讀通出土的簡帛，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同時，對出土文獻的應用要掌握好尺度，不可過分發揮、誇大其作用。現有的簡帛文獻畢竟和楚辭無直接關係，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不能將『二重證據法』的方法簡單化、庸俗化，需要謹慎地、科學地利用它。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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