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在香山講壇的現場，主講人妙語如珠、聽者酣暢淋漓時報以熱情掌聲的情景常有，但主講人的言論，引發聽眾現場爭論的，卻極少有之。3月8日晚上，胡寶華教授一場【以進諫爲天職的唐代魏徵】的講座，便引了這樣的『爭鳴』。『他講唐代魏徵，卻是爲了針砭時弊』、『他點到即止，卻發人深省』、『他閱歷豐富，卻絕不與社會妥協』，聽眾如是評價。無論如何，他的講座都如同一聲驚雷，留下擲地有聲的迴響，喚醒聽眾對歷史、國家、社會、生活的種種思考。

進諫不是君主政治的『花瓶』

胡教授開篇坦言，是親身經歷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和歷史研究者的非議，引起了他對進諫制度的關注。『十年浩劫，悲劇發動沒有人出來質問一個「爲什麼？」而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從張載、范仲淹、魏徵到海瑞，爲什麼古代士大夫可以不懼死的危險進諫，進諫是不是專制制度的「花瓶」？』胡寶華用史實解答了這些問題。

中國的進諫意識在上古時已經出現，【孝經》裡曾經記載：『昔者，天子有諍臣其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高度地肯定了進諫的作用。漢武帝時已經粗創了進諫制度，到唐朝逐步完善。唐代設立的三省六部中，門下省專門負責審核批准即將頒發的大政方針，反對詔令的現象屢見不鮮，那時君主的權力是有限的，進諫也蔚然成風。魏徵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進諫200多次，唐太宗採納高達97%，他們一同創造了君臣關係的神話。有人認爲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麼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就是製造腐敗的工具，『爲什麼中國幾千年來王朝延綿不絕，就是有合理的兩項抵消了它的腐蝕：御史台和諫官制度。』它們的共同存在限制了皇權，所以進諫並非君主政治的『花瓶』。

沉默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在許多學者和大眾的眼裡，中國古代士大夫往往是『亦官亦奴』的形象，而儒家『三綱五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爲臣綱，父爲子綱的說法，似乎也爲這一形象做了佐證。但胡寶華認爲，這只是斷章取義的誤讀。通過讀儒家經典，我們會發現，許多大臣都是『從道不從君』的，政治開明時，諫言獻策是他們的職責，昏君當道時，他們仍然義無反顧抗爭，而亂世才能真正體現諫官的風采。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的心聲，是胡適信奉的至理名言。胡教授說這也是他很欣賞的一句話，然而他認爲歷史發展至今，中國人的『鳴』的意識越來越淡薄，『沉默是金』卻深入人心。從『兵諫』張學良，到彭德懷言諫毛澤東，都以失敗而告終；從掀起『問題與主義』討論的胡適，到批判國民劣根性的魯迅，勇『鳴』之人，似乎到此爲止。『開起會來，問大家都沒意見，散了會每個人卻都在竊竊私語。』胡寶華憤慨地說，『鳴』不是無理取鬧，而是希望國家向著更加理想先進的境界邁進，然而安逸的生活環境，對權力的畏懼及制度的不完善，卻讓不想鳴，不敢鳴。

『中國人活得越來越沒有骨氣，就這一點來講，我們的智商遠不如古人。』胡寶華強調，他講座的目的不在於講述歷史故事，而是爲了喚醒更多人對一些問題的警醒，『我們被禁錮得太久，如果繼續沉默，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不得不令人擔憂。』

主講人：胡寶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時間：2008年3月8日晚8時

地點：中山圖書館三樓綜藝廳

題目：中國歷史人物系列

———以進諫爲天職的唐代魏徵
主講人介紹

胡寶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1988—2000年赴日本留學、任教，獲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00年8月回國加盟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領域爲『隋唐五代史』和『中國古代法制史』。在國內外出版著作【百年回眸———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唐代監察制度研究】、【內藤湖南的世界】等三部，發表各類學術文章四十餘篇。

沉默並不是『金』

如果說香山講壇上一期主講人孫立群教授，是中國傳統儒生溫柔敦厚的代表，那麼在記者面前，本期主講人———赴日本留學、任教，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的胡寶華，則以其獨到的思維，犀利的視覺，灑脫的言行，讓記者依稀看到了魏晉名士的風範———擁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是他研究的對象———具有錚錚鐵骨的唐代諫臣，給了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原本就有風骨的他，讓這些錚錚之人從歷史中，更加清晰地走了出來？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他的言行中窺見一斑。

記者：我們知道您在1988至2000年曾赴日本留學、任教，獲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這段生活給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爲什麼後來又回到了祖國呢？

胡：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太多的感觸可以銘記終生，日本學者治學一絲不苟的嚴謹態度，尤其令我難以忘懷，這或許跟日本民族精益求精的精神息息相關。在那裡的確過得很舒服，生活無憂，但是眼看著自己的孩子慢慢長大，卻連一句中文也不會說，我極度不安。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和知識層次的不同，與日本學生的溝通只能停留在一個層面上。南開是很優秀的高校，我喜歡和現在的學生一起去討論各種問題，我們的交流是平等的。

記者：就您來看，現在的大學生和你們當年有什麼區別？

胡：這種區別分內在和外在的，我們當年可以一天花12個小時，在圖書館裡自學，每天背120個英語單詞不在話下，現在的孩子面對社會太多誘惑，物質追求導致的人心浮躁在所難免，『踏實』少有了。而最讓我擔心的是，學生都不願去思考，活著的每一天都是明明白白的嗎？活著是爲了什麼？我們每天從各種渠道獲得的信息，自己有沒有過濾分辨一遍？

我常建議學生們趁著年輕多往國外走走，大多數中國人現在都是喘著氣『活著』，而發達國家卻是在真正地『生活』，這兩者差別太大了，走出去看看別人是如何生活的，再來思考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環境和方式。

記者：您剛提到的這些是不是一種國人『惰性』的體現？

胡：沒錯，現在大家都在朝著『奔小康』的方向邁進，生活四平八穩，沒有了憂患意識，很容易滿足。這就讓我想起了歷史上比干、魏徵、海瑞等等諫官所表現出的錚錚鐵骨，在國家方針政策出現問題時，是他們置生死於不顧，勇敢地站出來直言。縱觀歷史發展至今，中國人卻活得越來越沒有骨氣，沒有血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爲保全自己的利益，沒有人敢於提出異議。現代社會宣揚『沉默是金』，但多少真知灼見都在『沉默』中消失』。活著爲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卻離我們越來越遠。

記者：最近頻繁地報出韓國搶註中國傳統節日的消息，而事實上，以儒家文化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鄰國韓日卻得到了很好的繼承，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胡：在韓日，我親眼所見，首爾大學的教授是跪著拜見孔子的銅像，松下電器已去世的總裁松下幸之助，是儒家的信仰者，他留給其企業的『寶典』就是孔子『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儒學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成爲他們行爲準則。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軌跡中，你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儒家思想時而被捧到了天上，時而被拋進了地獄。在中國，儒學往往被斷章取義地解讀，一會成爲腐朽不堪的『孔老二』，一會又成爲促進社會和諧的『萬金油』，它的地位沒有得到一脈相承的鞏固，自然會被別的國家拿去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