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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战疏》是三国时期曹魏元老华歆向魏明帝所陈奏章，也是《三国志》中为数不多的名篇之一。在该作品中，华歆认识到三国鼎立已成定局，极力主张内蓄国力，外观时变，万不可轻启战端，以免生灵涂炭、功败垂成。此外，他又提出攻伐敌国，必须以“庙胜”为主，武力为辅，其止戈为武的民本思想与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跃然纸上。下面笔者仅就此作的文化特色，浅述四点。
一，忠文之道，三政循环。
《止战疏》开篇立论，提出“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此句先是以八个字概括四方扰攘，征战不休的现状，紧接着力谏曹叡效法成、康，推行德政，可谓要言不烦，节奏明快。
回眸上古，夏、商、周三个朝代都实施不同的礼教，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也各自颁布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诸王之间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凸显自己特立独行，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
所以古来的圣贤豪杰匡时救弊，推行三种大相径庭的策略：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王者之政化之。
魏武帝生于汉末，时有董卓篡逆，二袁鹰扬，吕布虎俟，马韩嚣张，正所谓“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在这种局面下，若不以霸者之威，震慑殊俗，恐怕真的是“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文帝时期，虽然天下略定，逐渐承平，然而迫于刚刚代汉自立，人心未附，加之以羌胡乱边，故不得不以强硬国策，明正赏罚，使“武夫怀恩，文士归德”。
《左传》上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及至明帝时期，如果继续对内苛刑猛政，对外求取武功，就显得有些暴虐无道，必须调整战略，怀柔四海。
华歆认为，任何王朝的兴衰存废，都在于为帝者能否将这三项政略有机循环。
二，相时而战，庙胜为先。
对于如何剿平吴、蜀，华歆主张上兵伐谋。这不惟是他对这两个割据势力的发展前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更在于他以古鉴今，明察成败。所以他才敢斩钉截铁的在文章中说：“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
“负险延命”这四个字，应当是对吴、蜀两国状况的最佳概括。因为曹魏集团“执天下牛耳”的历史地位，在其击败袁绍以后，就基本形成了。后又经两代发展，其人口数量多达四百余万，疆域北接辽东，南依秦岭，坐拥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扬等十多个大州。任何力量想从外部加以进击，只能是蚍蜉撼树。另外，蜀相虽然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再加上未得其时，根本难以伸张。吴主尽管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算是一代雄杰，但是论及开疆拓土的本事，比之其兄可谓相差甚远，况且他还“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间接为东吴灭亡埋下重大隐患。
因此华歆料定，假使曹魏内部不生变乱，“二贼”终其一生，不过偏霸一方而已。所以只要曹叡持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不急不躁，自然可以做到“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
但是如果急功近利，轻身赴险，可能瞬间成败异变。凡为老成谋国之人，最忌“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华歆尤甚。缘于他初任议郎其时，恰是官渡大战之际。此间成败得失的宝训，叫人刻骨铭心。
回想战前，田丰就曾以死诤谏：“将军据山河之固…………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可惜袁绍不听，以致丧家失所。
田丰的这番言语，与华歆所见略同，但是后者在《止战疏》中表述的更为简明扼要：“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可见华、田二人，皆轻武力而重“庙胜”。
法家学派将“庙胜”释义为：庙攻而胜。意思是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并认为古来的庙胜之策，无非有六：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提出明君贤相对此六事应该“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
《尉缭子•战威》也说：“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
三，勤于治道，应权通变。
先贤为政，尤其重视对历代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法令等加以抽丝剥茧，悉心研究。惟其如此，才有可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畅晓治乱的根源，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万分棘手的问题也能决断。
但作为上邦大国的臣子，往往多劝其主争功尚名，以邀一时之宠溺，却令君王由此远离“治道”，国祚日衰。
华歆作为大魏国柱，能够刚直不阿，在《止战疏》中劝谕曹叡：“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可以说十分难得。
《礼记•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由此可见，所谓“治道”者，治国之圣道也。其内容之广袤，可循迹于稷下。
古时经国纬政的道理是这样：国家应该修养生息，君主就在民间传播“无为而治”的黄老的思想；国家需要厉行节俭，君主就提倡墨家的“强本节用”；国家想要吏治清明，君主就推行法家的“抱法处势”；国家想要重修四维，君主就尊崇儒家的“诗书礼乐”；国家欲图上下有别，各尽职能，君主就推崇名实家的“控名责实”。
然而道家“长于养性，不可临危”，墨家“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儒家“博而少要，劳而无功”，名实家“苛察缴绕”，也都有其一定的弊端。
在华歆看来，作为一国君主，必须把握“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的原则，应权通变，因时制宜，有所取舍。这样才算真正懂得“治道”。
四，止戈为武，容民畜众。
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作者慷慨陈词，言辞峻切，不留情面，强烈地反映了华歆“止戈为武”的战争观和“从道不从君”的民本思想：“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
意思是陛下今年征战，农业荒废。帝王家应以百姓为本，百姓又以衣食为先。必须先让全国无饥寒的危害，百姓无离家出逃的顾虑，这才是国家的幸运。这样一来，二贼的惨败，就指日可待。
末尾，作者满怀忠诚，情真意切的说道：“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直将一腔“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臣残阳”的济世情怀，泼洒得淋漓尽致。
曹叡读完《止战疏》后，感慨万千道：“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亡哉？”遂罢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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