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獨立史家立場：莫為淺見寡聞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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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寫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好學並認真地思考，用心去領會去體悟歷史事件中的深層次的東西，就難免被一些淺顯的表面的現象所迷惑。人云亦云，根本算不上一個歷史學家。
　　
　　為了寫好【五帝本紀】，做到『莫為淺見寡聞道也』，司馬遷首先從已有的歷史資料中進行比較研究。他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做學問的人多稱中國的始祖為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是對的。『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順，薦紳先生難言之。』即【尚書】只記載堯以後的事情，『百家言』雖從黃帝說起，但文字粗疏而不典範，士大夫們又很難說明白這些事。他又說：『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即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行記載於【五帝德】和【帝系姓】，對這兩本書讀書人有的也不傳習。
　　
　　司馬遷又認真研讀了【春秋】、【國語】，認為它們對【五帝德】、【帝系姓】的闡發都很明了，只是人們不曾深入考求，其實它們的記述都不是虛妄之說。【尚書】殘缺已經有好長時間了，但散軼的記載卻常常可以從其他書中找到。
　　
　　從上面可知，司馬遷是一個認真研究典籍的人，所研究過的書有【尚書】、【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國語】等，並將相關內容反覆比較，從而確信正確的說法。
　　
　　為了做到『莫為淺見寡聞道也』，司馬遷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矣，總不離古文者近是。』司馬遷為了弄清楚這一遠古歷史，不恥下問，親自調查，足跡遍全國，西到過空桐，往北路過涿鹿，往東到過大海，往南渡過長江、淮水。在那交通工具十分落後的時代，多數依賴步行，實屬難能可貴。沒有對歷史事業執着的頑強的求真精神，是不可能克服路途中無數難以想象的困難的。他終於得出了結論：所到過的地方，那裡的老前輩們都往往談到他們各自所聽說的黃帝、堯、舜的事跡，風俗教化雖有不同，總起來說，那些與古文經籍記載相符的說法，接近正確。
　　
　　對於怎樣研究學問，司馬遷給我們樹立了榜樣，第一好學，第二深思，第三實地考察。
　　
　　司馬遷等到了『心知其意』的程度，才動筆寫作，特將這篇本紀，列於全書的開頭。當然，對於其它各篇也是這個態度，只是這一篇時代久遠，特別難寫而已。

    司馬遷著史精神的偉大不只做到上面的三個方面，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不被任何人任何流派所左右，忠於史實，用自己研究出來的成果做出結論。
　　
　　司馬遷從獨立的史家立場出發，特別尋找那些被歪曲了的史料中的不可信的地方，讓有限的史料相互補充，相互檢驗，並從中找出自相矛盾的東西，找到蛛絲馬跡的東西，追根求源，弄清事實的真相。為了弄清真相，司馬遷尤其重視社會調查，調查的過程就是向人民學習的過程，民間流傳的一些事情是沒有經過加工的原始資料，可信性很大，歷史的真相人民最清楚。因為寫了信史，司馬遷不免要得罪皇權。皇權正是掩蓋事實真相的根本原因。司馬遷因此遭受受腐刑。這在中國史學家中是第一人。也因此，司馬遷格外受到人們的尊重。他的【史記】可信度很高。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的自我評價；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魯迅對司馬遷的評價。
　　
　　司馬遷『莫為淺見寡聞道也』所確立的並非只是歷史學家的工作原則，也是做人的原則。我們的許多人，人云亦云，沒有主見，隨大流，跟着走，對正確的不敢堅持，對錯誤的不敢否定，唯書本，唯上級，唯令是從，與司馬遷相比相差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