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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上戴垂紗帽的人
烏紗帽是怎麼來的？原來還和天氣有關係，在唐代、北宋時期，因爲京城的風沙大，灰塵多，因此出現了用皂紗遮面的帽子，這也就是烏紗帽的前身，又名重戴。而到了南宋，因爲都城遷往江南，江南氣候溫潤，灰塵不多，這種帽子又漸漸消失了。
『重戴』北宋時衍生爲『重蓋』，不僅戴帽還撐傘
唐時出現的『重戴』這一詞語在宋代又衍生出了一種新的意思，『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傘。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既張傘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石林燕語】卷七)
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只有中書省與樞密院的重要官員可以與親王們一樣，出行時由侍從在馬後高擎傘蓋相隨。這樣一來，高官騎馬出行時，不僅頭戴席帽，而且身後還有人爲之張舉著傘蓋，於是，重戴便被理解爲『既有傘，又服帽』。如此的樣式也叫『重蓋』：『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傘，呼爲「重蓋」。』(北宋朱【萍洲可談】卷一)
由於『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北宋王得臣【麈史】)，整座東京城裡有資格『既有傘，又服帽』之人寥寥可數，所以，如此的『重蓋』形象便成爲身份尊貴的象徵，成爲權力與威嚴的象徵，成爲士大夫所能獲得的最大成功的象徵，引時人無比艷羨。
烏紗帽的前身叫『重戴』
在帽子外又罩了一層皂色的紗
『重戴』，是唐宋文獻中時常提到的一個概念，揭示了有趣的、爲後人遺忘的歷史細節。宋人筆記中不僅頻頻評論這一概念，且提及之時會帶有一種唐人所沒有的鄭重。
【宋史】『輿服志』里如此解釋：『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羅爲之，方而垂檐，紫里，兩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頷下。所謂重戴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由之可知：『重戴』是唐代士大夫開啟的風氣。
其具體方式，則是在幞頭(折上巾，乃是烏紗帽的前身)之上再加一頂帽子。加戴之帽的最大特點，是『以皂羅爲之，方而垂檐』，即帽檐上懸垂著一片方形黑羅。此外，此帽乃是紫色襯裡，帽下綴有一對紫色絲編的系絛，戴帽人將系絛於頷下打結，由此將帽子固定住。這種帽子是前代『大裁帽』的沿襲，而大裁帽本來是普通庶民所用的帽具。
對於加於幞頭上之帽，生活於兩宋之交的葉夢得【石林燕語】中有更爲具體的說明：『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台官及自中郎以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不知何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解。』按其說法，必須達到一定官階才有權戴垂紗之帽。垂紗之帽又分兩種樣式，在帽檐周遭掛滿一圈烏色紗或羅，叫『席帽』，僅限於『中丞、御史與六曹郎中』等高官；只圍掛一半，則叫『裁帽』，爲更低階的官員們使用。
皂紗帽是遠行時佩戴的帽子
用以阻擋旅途中的風塵
首先應該認識到，帽檐懸垂紗羅之帽，在當時是一種普遍使用的帽具。北宋高承【事物紀原】中『帷帽』一條即談道：『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若青全幅，連綴於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爲遠行之服，蓋本此。』在宋代，男性士大夫普遍使用一種圍有黑色或藍色長紗的帽或笠，目的在於通過長紗來阻擋塵沙，是長途趕路時的專用服飾。
北宋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繪有三位戴如此垂紗帽的形象。一位臉呈正面，此人騎馬剛剛出得城門，頭戴一頂斗笠式的帶檐帽，檐下垂有一圈半透明軟紗，長度直至肘部，不過這圈垂紗可以從正面分開，令戴帽人能夠隨時撩開紗帷看清眼前的世界。戴帽者一身長袍，顯示其爲一位男子。他前有男僕控馬，後有男僕挑著擔子，看來正是『遠行』的『士人』。畫中另兩位均爲背影，同樣是一襲有身份男子所穿的及踝長袍，騎馬而行，不過帽下的半透明圍紗較短，僅過肩頭。三人帽上的垂紗均繞檐一周，應該就是『席帽』。
於是，畫卷還讓我們得知席帽、裁帽的帽式，大致接近斗笠的形狀，這與文獻中的相關記載一致：『席帽，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乃細色Y代藤，曰「氈帽」。』(唐李匡V【資暇錄】)
『清明上河圖』中人物眾多，帽具也多種多樣，但僅有三人戴席帽，且都是走在出城的路上，男僕或挑擔相隨在後，或扛傘步行於馬前，此般描繪印證了【事物紀原】所言。在民間，垂有紗羅的帽具一直都是『遠行之服』，目的在於遮蔽路上難免的土塵。
唐代時期長安城沙塵嚴重
士大夫出門流行戴『重戴』
實際上，在唐代，席帽已然十分普遍。典型如唐人牛僧孺【玄怪錄】所錄『張老』故事中，張老給韋恕『一故席帽』作爲憑信，讓他去揚州藥肆中取錢。同理，『僅圍其半』的裁帽同樣是民間通行之帽具。
據記載，五代前蜀後主王衍喜歡微服出宮，到酒肆、倡家玩樂，又討厭被人識破，便『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己』(【五國故事】)，甚至爲此而『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資治通鑑】)。
大約因爲長安城中皆是土道，揚塵嚴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個規矩：只要出門，即使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在城中四處來往，也一律須戴席帽。士大夫都要戴『幞頭』，再於其上加席帽，等於戴了雙重的帽具，於是出現了『重戴』這一叫法。如唐人薛調所撰【無雙傳】中即提到：『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雲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
北宋時期汴梁風沙大
因此承襲唐風戴垂紗帽
到了北宋時期，京城高官出行時均戴垂紗之帽。對此，南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解釋得很清楚：『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至本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東京汴梁風沙很大，北宋承襲唐風，官員一律以騎馬作爲出行方式，所以戴席帽、裁帽來擋風沙就成了很自然的選擇。
不過，據【石林燕語】中記載：『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就在宋太宗淳化(990-994)年間，朝廷正式下令，宰相等高官在京城中來往時需戴席帽、裁帽。這一規定顯然意在體恤朝臣們的辛苦，考慮到他們走在東京土路上時避塵土的實際需要。不過，由此而促成的形勢乃是，京城官員們使用這類帽具的方式被制度化，人人都需遵行。
關於北宋京城官僚使用帽具的情況，文獻中不乏介紹，彼此間或有矛盾之處。其中最爲簡明的一條當屬【事物紀原】：『五代以來，唯御史服之。本朝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比(兩)省官、尚書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綜合宋人資料，概括地說，自北宋初期就形成了定製，重要機構的五品以上高級官員出行時都要『重戴』，即在幞頭之上再加戴垂紗帽。
垂紗帽還分爲兩等，最高級別的官僚如宰相等戴席帽，即帽檐周圍垂吊一圈長薄紗；較低級別的官僚則戴裁帽，即僅僅在帽檐的前半周掛有長薄紗。
南宋時期江南氣候溫潤
『重戴』制度名存實亡
到了南宋時代，京城(臨安)官員改爲乘轎出行，同時，江南氣候溫潤，城市中的道路均鋪磚，用於在馬上避風塵的席帽、裁帽便沒有了用場。也於是，在北宋時代備受重視的『重戴』制度便名存實亡了。雖然『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但從文獻來看，這一規定並未認真執行。
如此說來，所有那些讓我們迷戀與緬懷的北宋偉大文人政治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曾戴著席帽或裁帽，以一方黑色的薄紗遮護住面容，騎馬走在東京的繁華道路上。對於今人來說，這可真是出乎預料的別致景象。摘編自【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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