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建筑的魅力

原题：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

与世界其他伟大文明的建筑相比，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要少得多。不论是在亚洲还是在西方，人们给中国建筑下的定义常是单一画面：紫禁城。就连青砖、绿瓦、宝塔、园林这些能说明中国建筑形式、特点和风格的普通词汇也没有。然而，从影响、辉煌程度和历史看，中国建筑的规模是不可比拟的。其历史可追溯到几乎一万年以前。其陵寝、宫殿、庙宇、园林及其他建筑，从京城到边城喀什，绵延数千里，为东亚景色添上了富有特色的一笔。

一个经常出现的评论是，中国建筑都是相似的。本书对这种说法既给予支持又使其消失殆尽。书中的论述和遗构图片阐明了历代工匠如何工作，如何代代相授技艺，使独特的建筑体系得以建立，最终取得辉煌成就。

这些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榫卯木架结构。榫卯结构从字面和形象上讲是中国木构建筑的骨架。木构建筑在中国已有七千年之久，远在帝国，甚至中国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中国建筑中，与榫卯结构一起运用了数千年之久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台基和装饰性屋顶。这三个特点是中国木构建筑的核心。进一步发展以后，建筑中的这三个特点就表现为台基、梁柱结构和屋顶结构。继而发展，木构房屋的第四个特点出现了，那就是斗栱。这种出现于公元前末期的斗栱，后来发展为将梁柱和屋顶连为一体的结构。

对这种工艺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自从木材成为建筑材料以来，中国建筑中的梁、柱、斗栱和屋顶结构就通过榫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用钉子和黏合剂。不清楚的是，中国工匠采用这种工艺时，是否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木材在潮湿天气中会膨胀，在寒冷天气中会收缩，又能抵挡大地震呢？但是时间已经证明，中国的木构建筑能够经受各种天气的考验及抵御里氏七、八级的地震。它只是易于火毁和自然腐蚀，即或如此，必要时更换损坏的部分也足以抵消这种缺点。

易于更换部件也许是中国木构建筑最有魅力的特点之一。不仅维修费用低，而且为结构改造乃至彻底更换留有很大余地。倘将皇帝寝宫改作佛堂，变一下内部设计就行了，将龙座移开，在原地安上佛像。当佛教徒引进新的拜佛仪式时，需要做的变动只不过是采用‘减柱’手法扩大参拜面积，或者将门前的廊子加大。如果家庭人口增多或者富裕了，住宅的中心部分虽不需改变，但可在两侧列柱盖顶，增建厢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将整个建筑推倒重建的想法极少。即使拆房子，也十分注意照原样易地另建或将其中部分木料用于重建。

中国建筑用的是木、砖、土、陶瓦或金属。由于中国工匠在使用木材时表现了举世无双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通用性，因而在多数砖石结构中，从独立的个体到地下墓室，都有仿木做法。预制件的应用是中国建筑的另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才使模仿成为可能，才能将普通建筑改成宗教建筑，将小房子改成大房子。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运用这种预制件技术，而记录这种方法的专著到西元十二世纪才出现。

这种称之为‘材’级的方法是为宫廷建筑项目设计的，本身非常细致，有八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材’决定了制作多大的斗栱和确定梁、柱等构件的大小。理想的情况是，一座建筑最基本的部分，即每一个斗栱、柱子的高度、横梁的长度，以及这些横竖结构的特征都受一定比例的约束，而这种比例是由‘材’级决定的。尽管出于实用原因，可能会出现例外，但是一般来讲都采用这种方法，而且依此事先量好柱、梁等木构件的尺寸并锯好。这样一来，西南的建筑与西北的建筑十分吻合，黄河流域的佛殿与长江沿岸的非常相似，中原地区的佛殿仿佛是由山坡上某一个佛殿克隆出来的。只要两座建筑的‘材’级相同，木架的各个部分通常是由相同的预制件建成的。

上面所介绍的中国建筑‘材’级还有另外两个内在的特征。预制件与易于修理的木构架并不需要建筑师来确保这种方法一定成功。中国古代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手工艺术，不仅有锯榫卯的、砌砖刻石的，还有装饰画师和专攻门窗、橱柜图案雕刻被中国人称之为‘雕花木匠’的。的确，中国早年的建筑师大多是不知名的，被记录下姓名的人则是那些宫廷的品官。他们主要是监督工程，很少参与大型建筑项目的设计或整个城市的设计。在中国，人们通常称他为建筑人、工匠大师，而更多的情况是称他们在工部里的官衔。在中文里，建筑学和建筑师或建筑者主要还是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词汇和概念。

定义明确、描述清楚、便于操作的‘材’级，既适用于宗教建筑，又适用于普通建筑，既可大规模使用，也可小规模使用，因而对亚洲国家建筑的影响十分深远。无论是那些试图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的外来入侵者，还是中国以外强大帝国的统治者，都始终追逐和培植中国的建筑及其风格。低短围墙之内，中国宫殿、军事要塞、州府、商镇建筑物上金色和蓝色的琉璃瓦屋顶是最有说服力的象征：看到它就意味着由此往里已进入中国的领域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老院墙之内、琉璃瓦屋顶之下，日本朝廷的大臣可以用自尽来证明自己对天皇的效忠。成吉思汗的子孙可以坐在帐篷之内享用马奶。但对从外部观察建筑的人来说，得到的印象却是，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决不可轻视。

与柱、梁和斗栱的作用不同，中国建筑的城墙体现了空间的概念。中国人修围墙，在墙内又使建筑置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这种做法与房屋存在的历史几乎一致。其实，中国人的城市概念可以追溯到夯土修墙的年代。在公元前三千年新石器时代的废墟中出土过这种夯土墙。那时，中国人为这些围墙发明了一个‘城’字，与‘城市’的意思相同。换言之，约在四千年前，中国人关于‘城’和‘墙’的概念似无区别。无墙之城是不存在的，有‘墙’就意味着有‘城’。

往小里说，空间很快就让回廊围了起来。廊内是院子，院内建房子。有时，回廊直接将各个房子联系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在一所院子里有几幢房子，或通过一垛墙来确定各幢房子或各建筑群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中国，说到建筑很少是指单体建筑，而是指建筑群。

将相互关联的建筑群置于一定的空间内，形成宽泛的建筑概念，从而导致人们对建筑的理解变得很宽泛，至少按西方标准是这样。如今在中国，建筑就是城市、宫殿、寺庙、陵寝、园林和装饰性的木制结构。考虑到围墙在中国建筑空间中的重要性，中国人将城市置于建筑范畴就不足为奇了。当人们踏足于中国的园林之中的时候，将园林或者是风景建筑包括在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进入中国式园林，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是自然界的宝库，也是建筑的宝库。

描述中国建筑的古典文献内容也十分宽泛，涉及历史和文化，我们从中了解的内容远远超过建筑物如何设计和建造。这些文献常常包括历史研究成果、散文诗歌及中文里将散文和诗合二而一的文学形式，人们对这些题材研究的专致程度至少不亚于对建筑物本身的研究。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建筑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是中国宗教和帝国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对建筑师发挥设计灵感的建筑学表示出兴趣。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学生去日本和美国学习建筑艺术。回国后，他们兴办中国最早的建筑学校并对古代建筑的历史进行研究，他们核心人员仅仅二十多人。在三十年代战争爆发前，这些学者完成了迄今为止对中国古典建筑最有价值的研究。他们研究报告中提到的许多建筑后来毁坏于战火，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多数成了教师或建筑师。

本书中文版的作者就是第一批去国外学习建筑专业的男女学生。他们了解中国早期建筑，也了解自己的老师对中国早期建筑的观点。他们对中国建筑的理解代表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线描图表现了他们身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所受到的良好训练，有些线描图则出于第一批的教师之手。

从1992年在北京发起编写这本书开始，将中国建筑史介绍给西方读者就是我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就如同中国的作者一样，我也是被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建筑史学者的一位弟子（来自台湾）引进这个领域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建筑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新兴的活动。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有关中国建筑的一些新观点和新理论。我们也认识到，这些建立在建筑本身的观点和方法也许最终会使中国建筑得到综合研究，但是他们需要新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一致认为，到目前为止，西方研究中国建筑的理论方法最能阐明中国建筑中的单体建筑或局部建筑群，例如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方的某种建筑。因而，读者在本书中将会发现有关中国建筑的一些新的观点。但是我们在阐述中没有试图说明如何在中国建筑研究中采用西方关于建筑学和建筑的观点。

许多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认为，二十世纪以前的建筑与二十世纪的建筑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本书只论及前者，权且称为传统建筑。除去广为人知的建筑之外，新发现的早期木构建筑均有介绍，即使没有照片，也有论述。有些最近发现的陵墓和村落也有论及，尽管有些仍在进行的发掘也许会戏剧性地改正或改变我们对某个时期或某个地方的建筑的认识。

本书是按朝代编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答人们有关中国建筑没有历史演变过程的神话。同时保留了中国建筑的传统论述方法（本书的中文版和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论述方法），每一章都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建筑、宗教建筑、陵寝、园林，有时还包括桥梁、城墙、关隘、学者或建筑学专著。

阅读本书的中、英文版，读者会发现两个版本的差异。从一开始，英文版就是要向受过教育的读者提供一部内容严肃而有深度的著作，而这些读者并不一定在中国常驻并亲眼见到过中国的建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文版要比中文版长一些，增写的部分包括不需要对中国读者再作解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的宗教。但经中美双方编辑认可，增写部分不改变中文原稿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