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 转自 人民网
村官腐敗透視
當前的這個社會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本位，以官員和商人為主位的社會，很大程度上斷掉幾千年鄉土歷史的根。這是因，種這些因下去，果便出來了，包括村官的腐敗。
“這個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門峽市西南方，距離市區90公里左右的一個小村裏，村支書張大萬(化名)笑嘻嘻地對市里來的駐村工作隊員說。本村的青壯勞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們的留守妻子竟然成為張支書的獵豔對象。
但農民們對村幹部普遍和最大的憤怒，並非來自男女作風甚至性侵方面。他們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體的財產受到了村幹部的不法侵佔。
農民最在乎錢財被侵佔
2011年初河南省紀委一項調研顯示，2008年以來本省群眾赴京或到省信訪案例中，涉及農村問題的占73.2%；在涉及農村問題的信訪舉報問題中，因涉財問題引發的占88.7%。
當年4月1日起，河南省紀委在全省開展對農村涉財信訪舉報的專項治理活動，“懲治農民身邊的腐敗”。在這項為期半年的行動中，共有845名村幹部和黨員受到黨政紀處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機關；涉案金額7017.2萬元。
以845名受到黨政紀處分的村幹部和黨員來計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額只有8.3萬元。這既說明了村幹部腐敗的普遍性，也說明了村官級的腐敗一般涉案金額不多，這跟村官職務低微，以及河南貧困農村多、資源相對較少有關。
河南三門峽市檢察院的一項調查顯示：村支書、村主任占到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總數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敗案件發生在土地轉讓、資金管理環節。涉案村官們總有辦法抓住來之不易的機會，雖然全村老少都想要點好運氣，但似乎這些村官的運氣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當高速鐵路修到三門峽澠池縣洪陽鎮時，村支書王某便夥同他人虛報冒領高速鐵路占地補償款及其他款項10多萬元。與洪陽遙遙相望的英豪鎮村民組長董某，也利用職權挪用村組征地補償款以及賠青款合計83萬餘元。看來不是職務，而是機會，才是決定村官們撈錢多少的重要因素。該縣的一位村主任劉某，相繼貪污、挪用和侵佔村裏的征地款、土地補償款，共計上百萬元，後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而三門峽陝縣張汴鄉劉寺村會計趙開讓，利用負責該村退耕還林專項補貼款的領取和兌付工作的職務便利，採取收入不記賬的方法，連續5年貪污48.29畝土地的退耕還林糧食補貼款、勞務費補貼等共計47912.7元。
2011年4月9日，河南新野縣上港鄉政府被200多名農民包圍了，他們高喊：“我們要土地！我們要吃飯！”他們所在村組的組長、會計將集體土地擅自轉讓給了別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費用不知去向。因為這件事鬧得很大，組長、會計在當天夜裏將部分涉案錢款突擊分給本組群眾，有些人閉口了。但縣紀委在調查中，不僅證實該村組幹部侵吞轉讓款確有其事，而且發現了該村村支書、村主任、副支書、村委副主任、村文書5人也涉嫌非法將集體土地轉讓給私人作宅基地，獲取轉讓款53.42萬元的事實，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敗原因，另一種視角
義馬是三門峽全市經濟最發達的縣級市，該市紀委在今年7月發佈的一份報告中，剖析村官腐敗行為產生的原因：一是“基層幹部文化水準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長制，獨斷專行，“只要他不想讓人監督，是無人敢監督的。農村監委會、基層群眾的監督形同虛設、蒼白無力”；三是“財務管理制度極不規範，村會計科目隨意設置，記賬方法不統一，賬賬不符、賬款不符、有賬無證、有證無賬現象較為普遍”。
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黨政部門及專家學者對村官腐敗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聲音。
“村幹部侵犯群眾利益的後果不嚴重，群眾也不會上訪，這個上面也知道。”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李昌平說，“這個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責任不在基層。上級要求鄉村幹部不管用什麼手段，必須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懶政’。結果就是：城裏的所有壞事都是‘臨時工’幹的，鄉下的所有壞事都是基層幹部幹的。”
村官的腐敗往往從賄選開始。記者在豫西農村採訪瞭解到，在基層民主選舉中，賄選是一個普遍問題，區別只是賄賂的數額大小，東西多少。在小村、窮村，候選人給年滿18歲的村民每人發幾包速食麵或兩盒散花煙，或請選民去街上吃頓飯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給選民送2000、5000元錢，還有送羊毛衫的。
農民對村幹部的看法是：“什麼幹部不幹部，誰幹都一個球樣。他幹幾年下臺了，跟咱沒關係。”農民看重的是即時性實惠，誰給實惠就投票給誰。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手裏的這一票有多神聖，也許就值兩盒煙、兩包速食麵或幾百元錢。此外，家族、血緣因素也影響選舉。有的村裏，一個大家族幾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給一位願意“出血”的候選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來投票，候選人就雇一輛麵包車，把在市區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選舉完後，再把他們送回來。
農村的優秀人才很少，年輕、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還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願同流合污，有思想沒錢，老百姓也不選他：“他沒錢，不給我東西。”
“近兩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當村幹部的很多。鄉政府動員我們回去競選，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陝縣王家後鄉劉家山村支書劉鐵剛說。6年前，劉鐵剛是這個村的副支書，同時在外面搞實業。當時的支書年紀大了，鄉里動員劉鐵剛回村當支書。“書記鼓動了我兩個月，我一再說，我在外面做實業，沒有精力顧這一塊。書記說你再不接村裏就亂套了。實際上，剛接支書時，我還把實業也放棄了。”
在李昌平看來，好人不會主動當村幹部，因為當村幹部動不動就得違法。上級要求他們什麼事都要幹，卻又沒有合法的收入來源。記者也瞭解到，在陝縣，村支書的補助是一個月500來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壞人去選村幹部，是因為他有了權，就可以幹自己想幹的事了。他要不幹壞事，付出的成本怎樣收回來？最關鍵的是，現在的所謂‘民主選舉’，是出自西方話語體系，它用競爭的方式將中國鄉村幾千年來的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給撕裂了。你要當村幹部，一定與黑惡勢力結合，因為黑惡勢力才有執行力，你當村幹部不與黑惡勢力結合能搞得了嗎？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為如此，“扯什麼‘行使權利監督村幹部’都是沒用的”。
曾經長期在河南開封市、蘭考縣掛職的中國農大副教授何慧麗也說：“人心是鄉村社會結構的反映，鄉村社會結構歪曲了，村幹部不出這些事，也會出其他事。現在大家隨便說說的農村基層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民主，這個‘民主’是泊來的詞，泊來的標準，泊來的目的，怪不得與農民無關了！”
工業化、城市化大潮的影響
201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該法首次提出“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監督機構，負責村民民主理財，監督村務公開等制度的落實”。
陝縣王家後鄉劉家山村黨支部有3名成員，分別是支書、副支書和黨支部委員。這位委員還兼任村監委會主任，這是鄉里要求的，因為他可以參加支部會議，“容易統一意見”。
村幹部實行坐班制，每天起碼要有一人值班。在豫西地區，相當一部分村幹部常年不住在本村，而是住在縣城、市區，有的在外開辦企業，或經商做生意，村裏有事時才回去。村民見到村幹部的主要機會有兩個：“一是讓你掏錢的時候，二是換屆選舉時上你家裏拉選票。”陝縣張茅鄉一位村支書說，他們班子5個人，有3個人在外兼職打工，包括他和村長。問其原因，支書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一個月補助只有幾百元，夠幹啥呀？”那村裏的工作豈不受到影響？支書說：“反正都有手機，有事一通知，我們就回來了。”
近年來，國家搞新農村建設，投資修路、修水、修電、土地平整、村莊合併，城鄉一體化建設，以及救濟、扶貧、“萬名幹部進農家”、“農家書屋”等，投資專案越來越多，它們也成了少數不法村官上下其手的機會。
當了村幹部，首先要考慮自己的待遇問題。在土地問題、林權、修建高速公路及建廠占地等方面，包括地面附著物的補償、上級拔下來的補償款等，村幹部認為反正分給群眾也不夠分，就先把自己欠發的補助補齊了。陝縣張茅鄉清泉溝黨支部副書記陳某、村主任趙某、會計張某3人，虛報冒領土地補償款24773元，用於沖抵鄉鎮欠發自己工資，給自己發放交通、通信補助等，直到檢察機關立案查處時，他們才知道這是犯罪行為，痛哭流涕。
“鄉里不管你咋幹工作，他只給你佈置任務，只要結果。”陝縣一位村支書說，“前陣子，上面要求村裏宣傳十八大精神，弄各種宣傳牌子，每個村花了2萬來塊錢。今年要求搞‘道德講堂進鄉村活動’，每個村要花幾千元，現在還沒結束。最近縣政法委又要求我們搞‘平安建設’，村村裝攝像頭，建網絡。”
三門峽市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尚柏仁當過10幾年鄉鎮和區級幹部，現在還經常往鄉下跑，很熟悉農村情況。他說：“農村低保的名額往往被村幹部的親屬頂了，真正應該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某鄉鎮搞過扶貧包乾，每個幹部包一個村裏最窮的百姓，兩年內讓他脫貧。村幹部不選最窮的百姓讓幹部包，而是選個條件不錯的。他們說：‘如果兩年後他脫不了貧，你們領導也下不了臺呀！’”
村幹部的腐敗，給留守在農村的孤老婦孺本來就貧窮難熬的生活雪上加霜。何慧麗說：“當前的這個社會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為本位，以官員和商人為主位的社會，很大程度上斷掉幾千年鄉土歷史的根。這是因，種這些因下去，果便出來了。”
本文來自《南風窗》2013年第18期(2013.08.28出版)，作者：本刊記者石破發自河南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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