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对贵族的热爱和追逐，肯定是举世无双的。
无论是google还是百度，直接搜索“贵族气质”或“贵族风范”，相关条目都是几百万条；外围一点、带着贵族范儿、含蓄而不那么赤裸裸的词，比如“尊爵”、“府邸”之类，也是百万级。你当然可以认为，这些词儿的流行，实在可以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渴慕富贵的形而下风潮，但你也不能否认，还是有追求形而上的。比如2004年3月，一些商界和时尚界的双栖名流聚集在金茂大厦，身着晚装，手持红酒，虔诚而庄严地用了4个小时一起“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在礼仪和品位问题之外，也有只言片语谈及社会责任。这当然值得尊敬。
不过，也不是没有疑问，这倒不是说这个聚会的好多名流原本出身苦寒，而是主持人“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这个说法。要知道，中国自秦“废封建，置郡县”后，贵族阶层逐渐凋亡，至李唐后，已无所谓真正意义的贵族阶层。所以，无论是广告商宣传的“贵族风范”，还是试图重建礼仪品位的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它的指向无疑都是欧洲社会的贵族或我们更熟悉的西方“上流社会”，——在与所谓的贵族沾边的元素里，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是与西方无关的。
多么情何以堪。
必须同情地理解中国社会特有的焦虑与尴尬：有谁不希望自己富有之后能与贫寒乍富之类的词儿绝缘，能显得既富且有教养？但中国社会千年前就被扁平化，几十年前又经历过全民贫穷化的改造。该怎样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得体的富人？大家都是零起点，得从头学起，没有前人可学，只好向外边看。
贵族传统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这个判断应该是不会错的，不然，怎么会有向前数到爷爷一辈就数不下去的名媛在电视节目中被称为最后的贵族？
——到这儿，必须说到正题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倒也不是没有过正牌儿的贵族。整整100年前的大清朝那会儿，中国还是有贵族的。满清与前代不同，有独特的二元帝国性质，即爱新觉罗氏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大汗，还是藏人的文殊师利菩萨，故其封爵系统较前代要复杂得多，有宗室爵位、异姓功臣爵位、蒙古爵位三大系统。
如果以广义的定义，大清可被划为贵族阶层的人就更多。满清立国，以关外少数民族征服汉人，自然须臾不敢松懈骑射出政权这根弦，八旗作为江山不变色的最后保障，除旗民整体受田外，还可定期得财政补贴。整个民族被国家养起来。除却没有爵位，其平时不事产业，战时为王驱驰拱卫江山，与西方的贵族相比，差别何在？
何谓贵族风范？不就是无需为钱财辛苦奔波，专心致志享受生活、追求品位吗？仔细品味一下，其实，所谓的八旗子弟，追求的品位，不正是典型的贵族追求么：吟诗赋词、绘画书法、种花养鸟、看戏捧角……中华文化最高雅精致的那一部分，都是他们的所爱所长；这些人的派头，则更是典型的贵族范儿：傲慢但不横暴，排场而不失谦和，炫耀又不失淡定……总之，如果不与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大清朝时代的贵族阶层，倒也算得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然，八旗子弟还是败家子的同义词，但他们只败自己家，不残害别人家，倒也值得尊敬。毕竟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里，多半少不了皇室成员的横暴事迹。而满清一朝，爱新觉罗氏的诸王爷、郡王、贝勒、贝子乃至闲散宗室，给今人留下的却只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形象。
如果“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的真意，就是贵族做派，《最后的皇族》倒是值得一读的书。毕竟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最后的王朝去今日不远，书于正史之外的细节片段尚可追寻采集，而此书的作者之一龙翔先生，原本旗人之后，自小便与诸满清宗室后人相熟，不少人正是前朝掌故的当事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集结成书，顺理成章。而整理逸闻旧事，最忌者，无非虚实不分，传言当事实。但执笔成书的作者秦泉明，老报人出身，新闻职业训练，使此书在考订事实、厘清真相上，自有一层保险。
《最后的皇族》分章专述“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轶事”，聚焦于满清12支世袭罔替亲王的日常生活，远离时下多到令人反胃的权谋机变、治国之术等斗争戏，更与戏说无缘。用现在流行的词儿，可叫做“原生态”的皇族生活。
说实话，要论品位和贵族范儿的参考，此书颇有故事可读，此前，我只知道旗人爱听戏唱戏，不知道京剧、昆曲竟完全是这批爱好者推广起来变成国粹的，更不知道像著名的剧本《野猪林》、《霸王别姬》、《哭秦廷》、《莲花套》竟然出自末代庄亲王溥绪之手。此人一生竟然写了三十多个剧本。类似满清宗室对文化贡献的例子数不胜数。
说到宏大历史，本书倒也并非全无参考价值。譬如今天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照例有人大谈当时若无革命而行君主立宪，中国或许当是另一番命运，可惜当时满清目光短浅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当年大权在握的载沣日后谈起这个变故的话，值得拿出来放在这里：“当时我是摄政王，包括我在内，朝廷要员全都弄不懂什么叫君主立宪，什么叫虚君共和，这样的朝廷最好的下场就是退位。”“共和是潮流，专制的灭亡不可避免，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清当然会让汉人没好感，但除宣统皇帝无从评价外，满清其他11个皇帝都在历代皇帝表现的平均线以上，即便是智力天赋不过寻常中人之资者，也多半表现得勤勉刻苦，那种历朝均有的荒唐皇帝，在满清一朝倒是从未出现。即便被认为要对满清末年中国内忧外患负极大责任的慈禧太后，在我看，搁在任何其他时代，即便算不得有所作为，至少也不会得此恶名。毕竟，比起吕雉、武曌这两位操纵权柄的女主，叶赫那拉氏既不像此二人般阴毒残忍，更不曾对自家兄弟大肆封赏。
若不是洋鬼子飘洋过海找上门，内忧外患排山倒海一时齐来，爱新觉罗氏虽说不上会永延帝祚，但延续到今天，让我等脑后依然拖着一条辫子，做着爱新觉罗氏的顺民奴才却也并非不可能。毕竟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满清皇帝们殚精竭虑挣扎振作，臣子们励精图治共度时艰，竟然也左支右撑了大半个世纪。
相比以往王朝，爱新觉罗氏从皇帝到宗室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当然有其来自，虽然他们可自称是友邦不忍见华夏亿兆斯民生灵涂炭，见义勇为救民于倒悬遂有天下，但毕竟征服过程残暴血腥，以外来少数民族统驭几万万汉人，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则剃发易服之辱、扬州十日之仇便会被人再度翻起，江山易色只在旦夕之间。
如果不是这层时刻无法忘怀的危机感，爱新觉罗氏大约也会像明代一样，不但给诸亲王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亩的赏赐，更可放纵其掠夺小民田产；像获利甚丰的边关贸易，也许不会为感念晋商在入关前对满洲的襄赞之功而将垄断经营权一直赋予晋商，对皇室来说，这种垄断生意交给自家亲戚，既可减轻财政供养负担，又未见得与普通百姓过不去。
当然，大清的贵族与以英国为代表西方的贵族有着根本区别，毕竟是处于两个历史走向截然相反的体系。在中国，权力是不断向皇帝集中的历史，到了大清，皇权空前集中，为防大权旁落，宗室的管束也到了空前程度，凡宗室成员不得随意离京，更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即便授予行政实权，亦限于极小范围。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欧陆，贵族往往会是社会压迫的象征，而在英国，贵族相对被赋予更多的正面色彩。
回到我们的开头的话题。
必须强调一点，“贵族”一词在今天中国之热，如果仅仅是基于挣脱对贫寒乍富和显摆的焦虑，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封资修的批判性教育，何至于如此不堪一击？其实，在贵族风范、贵族气质之后，还有一个贵族精神的硬核。而所谓的贵族精神，即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牺牲等价值观。而所谓的贵族品位、贵族风范，无非是一种必要时也可以变成消费主义糖衣的物化的外在。
你能想象一下大清的贵族会有什么贵族精神么？当王爷面见皇帝时，亦需双膝下跪，口称奴才，哪怕是在自己的叔伯面前，皇帝也是主子，只有秩序而无尊严，何来精神？当然，他们是骄傲和有尊严感的，那是对下，毕竟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在《最后的皇族》里，因帝王一乐而得王爵、因帝王一怒而失王爵者，实不鲜见。满清一朝对宗室之种种限制，极端者，甚至王爷不能自行撤换揩油的管事厨子。在满清，即便贵如亲王，也不过是用富贵换掉了自由的奴隶。中国式贵族，无非寄生虫而已。
所以，一点不难理解，在《最后的皇族》中，有裕丰被剥夺了豫亲王爵后，反因成了“散宗”可以参加科举，有一门两进士的故事，有礼王府的不肖子孙春元干脆连自己的姓氏和爵位一同炒掉，更名金仲仁，获自由身后，由“龙票”下海成了真正大腕的传奇。
翻翻中国史书，自李唐后，世袭制下的所谓贵族阶层，基本上都是精神上的软体动物、肉体上的寄生虫，到了满清一朝则尤甚，因为对比前代，他们横暴无路，败家有方，能不变成寄生虫吗？——当然，这样也好，它使得满清被推翻成为一场牺牲很小的革命。
在中国历史上去找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得上溯到先秦时代，自秦以降，君权独大，终至一夫刚而万夫柔。这中断的记忆，不是100年，而是两千多年。我们更熟悉的词儿，是主子和奴才，而不是贵族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公民的荣誉、尊严、责任、正义、独立意志，非得绕远道到地球的那一端，不装腔作势学会下午茶，借几个洋词打底，就无法开口的地步。而在地球的那一端，贵族平民的阶层之别正趋消亡，而所谓的贵族精神，无须等级制，因为其核心支柱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它早已溶于普通国民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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