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春秋網 漢代河西簡牘資料中多見有關『茭』的文書遺存。『茭』，當指飼草。敦煌漢簡有簡文反映了有關『茭』的更具體的信息。我們看到有這樣的簡文:『……為買茭，茭長二尺，束大一韋。馬毋谷氣，以故多物故……』。按照漢尺與現今尺度的比率，『二尺』相當於46，2厘米。可見當時河西地區有規模可觀的上好草場。『茭』、『束』的計量往往數以萬計。居延漢簡又有關於『伐葦』和『伐蒲』的簡例。『葦』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葦』數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為反映居延地區植被和總體生態條件的重要信息。
稻米，西漢時曾經是黃河流域主要農產。【漢書・東方朔傳】所謂『關中天下陸海之地』，『又有p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饒』，將稻米生產列為經濟收益第一宗。西漢總結關中地區農耕經驗的【汜勝之書】寫道:『三月種杭稻，四月種秫稻。』關中地方還專門設置『稻田使者』官職，也說明當時關中稻米種植之普遍。
華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漢時期經歷了擴張過程。有學者指出，『先秦至西漢時，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發育，分佈很廣』，『這些湖沼大多是由淺平窪地灌水而成的。因補給不穩定，所以湖沼水體洪枯變率很大。許多湖沼中灘地、沙洲和水體交雜，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動物如麋鹿之類大量生長繁殖』(邢鐵、王文濤:【中國古代環渤海地區與其他經濟區比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冊，第64～66頁)。秦漢之際的歷史記載中，多見有關『澤』的歷史記錄。陳涉暴動，起事大澤鄉，鄉名『大澤』，不會和『澤』沒有一點關係。【史記・高祖本紀】記載了劉邦『到豐西澤中』『止飲』隨即又『夜徑澤中』斬蛇的故事，是『豐西』有『澤』。又【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說彭越『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則是有關『巨野澤』的記載。項羽在垓下決戰中走向最終的失敗，也曾經有『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的遭遇。
可知當時黃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澤』的分佈。湖澤的密集，是當時黃淮海平原顯著的地貌特徵之一。鄒逸麟曾據文獻資料，得知周秦以來至西漢時代，黃淮海平原上見於記載的湖沼有46處，其中河北平原11處，黃淮平原33處，濱海地區2處。鄒逸麟說:『事實上古代黃淮海平原上的湖沼，遠不止此』(【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收入【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關中地方而言，據歷史資料所知當時自然水面和人工水面其規模之廣闊和分佈之密集，也與我們現今所看到的當地地理面貌有所不同。著名的昆明池，根據2005年4～9月考古鑽探資料，池岸周長17.6公裏，池內面積約16.6平方公裏，約合漢代360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唐昆明池遺址的鑽探與試掘簡報】，【考古】2006年10期)。
昆明池雖然一般都認為是人工湖，但是號稱『周回四十裏』的規模，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完工的。【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說，『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當『大旱』之時，開工穿昆明池。『大旱』發工的說法，暗示昆明池址原先可能已有積水。據推斷，工程的主要內容除開浚外，還包括修築堰堤。也就是說，昆明湖，其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工湖。有關秦漢時期水資源的資料，使我們得到了自然史的新認識。注意相關研究收穫，可以得到若干啟示。例如，黃河在西漢時期決溢頻繁，而東漢河患則明顯減輕。王景治河後，黃河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對於其原因的探討，除注意工程技術措施及水土流失狀況而外，似乎也應當關注河水流量本身可能發生的變化。
秦漢時期的生態環境條件，使得野生動物的分佈呈現特殊的歷史面貌。犀牛、野象、鹿的分佈，靈長目動物如金絲猴的分佈等，都佔據了今人難以想像的廣闊地域。由於山林開發不充分，『虎暴』和『虎災』曾經嚴重威脅社會生產生活。【後漢書・宋均傳】:『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似乎也可以說明由於當地經濟開發落後於中原地區，當時華南虎的數量曾經十分驚人。史書有『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的記載。平樂觀在洛陽城西近郊，是洛陽車馬會聚、人聲喧騰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憲陵是漢順帝陵，漢靈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順帝入葬不過35年，推想仍當維護精心，禁衛嚴密，可見虎患確實危及京都附近的宮苑重地和皇家陵區；而【論衡・遭虎】所謂『虎時入邑』，【論衡・解除】所謂『虎狼入都』，都非聳人聽聞之談。秦漢時期虎患危害的地域十分廣闊，因而時人曾視倭人居地無虎為奇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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