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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荀子】聯想到的中國式人治
荀子是春秋戰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思想基本上符合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對【荀子】一書所體現出來的中國式人治辨析如下。
什麼是中國式人治
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區別：治理社會實踐的最終衡量標準是以執政者的個人意志爲準繩，還是以脫離執政者的個人意志之外的全社會共同約定爲準繩。無論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對於如何治理社會都是有一個全社會的共同認識，此認識是依附於執政者的個人意志而發揮作用，還是此認識制約執政者的治理社會行爲，是我們判斷人治與法治的分水嶺。在人治前加一個定語：中國式人治，是爲了突出人治的中國特色。
禮，是【荀子】一書治理國家的最核心內容。『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禮，是用於節制人們欲望的一整套理論，如何將禮運用到治國實踐之中，依靠的卻是執政者的個人道德修養，只有執政者的個人道德修養水平提高了，禮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強國】』
荀子將治國的君主分成王者、霸者和亡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王霸】』【荀子】一書用了較多篇幅從不同層面論述禮在治國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循禮治國的危害性。雖然違背禮治的後果很嚴重，但是，人們卻不能依據禮的制約來和平的更換不進行禮治的君主，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都是通過血腥的戰爭來達到目的的。同一個朝代的皇位更迭，雖然有一整套制度，在這個政治活動中是沒有人民什麼事的，人民的意見以及人民的贊同與否是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的。皇位更迭是以老皇帝的個人意志爲終極意見的，即使大臣的意見也只是僅供參考。
中國式人治理論是非常豐富的，通過加強個人道德修養以達到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應當是中國式人治津津樂道的事。『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執政者的個人道德修養符合道則國家強盛，反之則衰敗。這種思想也就必然導致人民在治理社會的實踐中喪失了主人翁的作用，是道決定了執政者的更迭而不是人民的意志決定執政者的更迭。
中國式人治的特點
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中國式人治的輝煌成就。中國式人治的特點如下：
一、人民與執政者的關係。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慾。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富國】』沒有君主制約臣子，沒有上級制約下民，天下的百姓就會損害本性，放縱慾望。人民應當感謝有德君主的統治，是有德君主的統治才有了人民的活路。『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王制】』君主在治理體制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民從屬於君主，君主決定人民而不是人民決定君主。
『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致士】』君主治理國家好，人民蜂擁而至，君主治理不好，人民離開君主另闢活路。人民必須依附於君主才能有幸福生活。
『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法行】』人民必須接受聖人的教化才能成爲君子，人民歸附於聖人是儒家思想對執政者的最高獎賞。雖然有『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子道】』的思想，但在社會上的具體表現就是一種逸民與隱土，士大夫以死進諫更是對君主執政不滿的極端表現。
【荀子】一書對於臣子有四個標準：態臣、篡臣、功臣、聖臣。君主治理國家不好，就是受到態臣、篡臣的干擾，君主是沒有責任的。英明的君主是受到了奸臣的蒙蔽。故而，人民祈禱有一個聖人來治理社會的思想也就成爲了中國式人治的必然。青天大老爺思想、執政者是人民父母思想，便是這種思想的世俗表現，『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正論】』爲尊者諱更是中國式人治理論的亮點。
二、以禮義爲絕對標準。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不苟】』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全社會價值觀必須絕對的統一，符合禮義的事物就絕對正確，不符合禮義的事物就絕對不正確。只有禮義才是普天下唯一絕對的利益。更爲極端的表現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以階級鬥爭爲綱，這個階級鬥爭與禮義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經濟建設中的拆遷問題，在過去我們總是強調拆遷是一切爲了國家的利益，但是，拆遷戶的利益是不是人民的利益？重視並承認社會某一利益共同體的合理存在，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步步建立起來的。社會生活中不可能只有一種利益追求，存在多樣性的利益追求是正當的，也是合理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們提出『解放全人類』的口號，但各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不同，對於什麼是解放和被解放的理解是不同的，尤如我們今天提出『你幸福嗎』一樣，幸福的答案是多樣化的。
三、禮義大於法律。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君道】』法制是治理國家的根本，而君主就是推行這個根本的根本，法制只是君主治國的手段，一個國家能否繁榮的關鍵在於君主。
『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王制】』治理具體社會事務以法律爲準繩，實施禮義是君主成爲聖人的至高無上準則，必須堅持禮義的絕對領導，法律只能在禮義領導之下進行。
四、取利舍義。
『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榮辱】』這是荀子對於人的榮辱觀的表述。一個人，忘記了自己的身軀，對內忘記了自己的父母，對上忘記了自己的君主，那麼這個人就連豬狗不如了。在此，荀子提出了自己的人性惡觀點，認爲人生下來都是一樣的，都有人作爲動物生存於社會的本能欲望，『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性惡】』但是，人類作爲結成社會而群居的動物，又與在自然界生存的動物有一種社會性的本質差異，那就是禮義。在義與利之間，荀子將義擺在了首要地位。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盜亦有道的俗語便是這個思想的淺顯表述。
五、強調思想管理。
少正卯相傳爲春秋戰國時魯國人，與孔子同在魯國講學，兩人學術思想針鋒相對，致使孔子門下三盈三虛，『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宥坐篇】』孔子所言的五惡都是從思想層面上論述的。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孔子認爲刑罰不是教育人民的終極方法，教育人民的關鍵在於對人的思想的教育，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第一位的，而刑罰只不過是一種輔助手段。
六、戰爭不以追求國家利益爲目的。
對於戰爭的結局，荀子在【議兵】篇中認爲，『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由此想到了二個事例。
其一：共產黨與國民黨對峙時期，共產黨制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共產黨軍隊遭到極大困難時也不做損害老百姓的事情，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救人民出水火，用自己的德擊碎了國民黨的統治。其二：上世紀七十年代拍了一部【高山下的花環】電影，電影講述對越自衛反擊戰中靳開來爲了保證生源，保存戰鬥力，到越南老百姓的田裡去偷甘蔗，被地雷炸死。部隊回國後，靳開來的妻子帶著孩子來到部隊，但她卻沒有領到靳開來的軍功章。原因是靳開來愛發牢騷，又違反紀律去偷老鄉的甘蔗。這就是要用中國所謂的德去感化越南所謂的老百姓。
中國式人治遐想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對國家本質認識的深入，什麼樣的執政理論和國家體制，並不是一個國家優越與否的標誌。能夠給社會發展提供動力，科技領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這樣的執政理論和國家體制才是優越的。中國式人治與西方式法治是建立在兩種截然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執政理論和國家體制，任何一種執政理論和國家體制都不可能比另一個執政理論和國家體制絕對的先進和科學。西方式法治，人民運用手中的選票表達出自己的意志；中國式人治則是以執政者個人的高度自律和高超智慧把握社會發展方向，符合人民的要求。循禮而動，以品德賢良爲任人標準，歷經千年考驗，是中國式人治的精華。禮與法，都是對人的約束，只不過禮是對個人道德的約束，法是對個人社會活動的外部約束，就約束的內容而言，是沒有什麼本質差別的。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曾經實行過短暫的西方式法治，袁世凱、黎元洪、孫中山，最後演變成了蔣介石的黨國專政。蔣介石退居台灣之後，上世紀八十年代蔣經國開放黨禁，台灣經濟在九十年代躍居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中國經濟總量於去年躍居世界第二，這難道不是對人治或法治的最好注釋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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