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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春秋 關於災異的理解：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三
司馬遷對於歷史遺存中的災異現象，是取審慎的態度的。
【史記・天官書】說：西周晚期以來，星氣陰陽之說盛行，『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S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23]【太史公自序】又寫道：『星氣之書，多雜S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儒林列傳】中記錄了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斥董著【災異之記】『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驚嚇，『不敢復言災異』的故事[24]，也表明了這種態度。有的學者說，董仲舒的災異學說恰與最高權力者漢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為什麼【史記】不錄【天人三策】，除取裁側重點與他書（如【漢書】）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馬遷對於這種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結合，採取輕蔑的態度也是不可忽視的。』[25]這樣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絕對地斷定司馬遷完全排斥災異之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封禪書】之言祥瑞災異之說，令人確信司馬遷是相信天人對應關係的。』[26]
【漢書・五行志】中有比較集中的災異記錄。我們看到，班固對於災異的分析，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理解不同，大多帶有明顯的神秘主義的色彩。[27]
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敝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l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對人事的警告。【漢書・敘傳下】說：『【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敘。世代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務於『王事』，作為『告往知來』的歷史鑑誡。如劉知幾所說，『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於是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徒有解釋，無足觀採』之處。[28]其論說，有的學者認為，是運用『陰陽五行說』『將自然災異、儒家經傳、社會政治攪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義的解釋』。於是斷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觀的大暴露。』[29]
如果人們注意到漢代文化的時代風格，或許會同意這種批判的嚴厲性應予減緩。應當看到，這種現象是有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具體的說，是西漢中期以來天人感應學說的盛起和兩漢之際讖緯思潮的泛濫，在影響社會文化總體的同時，也消弱了史學的科學性。
當然，通過對【史】【漢】關於災異解說之差異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學術個性的不同。雖然【漢書・五行志】動輒標榜【春秋】之義，但是就史學理念而言，也許【史記】繼承【春秋】的原則還要更多一些。有學者分析說，『孔子對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態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記有怪異現象，如「六o退飛過宋都」之類，但沒有加以神秘化。後來的公羊家記災記異，不絕於書，但也沒有把災異與治亂聯繫起來。司馬遷比孔子更有科學頭腦，在史料的抉擇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對於司馬遷和班固的比較，多有學者專注於史事記錄的詳略和繁簡，有人則指出：『愚以為班馬之優劣更繫於識而非徒繫於文。』[32]強調更應當在史識的比較方面用心。對比司馬遷和班固的災異觀，確可發現差距。但是，儘管班固【五行志】中關於災異的認識多有非科學的謬說，『然而他羅列的歷史上的種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卻是歷史上的事實，為後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33]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3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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