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詔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頒布的詔書也說道：『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顏師古註：『「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漢書・成帝紀】記載：陽朔二年（前23）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對於所謂『多違時政』的指責，顏師古註：『李奇曰：「時政，【月令】也。」』漢哀帝初即位，李尋就『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發表意見，以為『四時失序』，與『號令不順四時』有關。他說：『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⒐鬧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45]李尋的論點，也強調了【月令】的權威。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月令】有關生態保護的原則未必不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而【史記】未見直接的記錄，可能有多種原因。或許在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盛行之前，最高執政集團並未發布有關的宣傳。或許司馬遷更為關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護。[46]
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班固在漢宣帝以後的歷史記錄中雖然有多則涉及生態保護，但是依然有所遺漏。例如近年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其中有關於生態保護的內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九行）『・毋撻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一○行）『・毋殺□蟲。・謂幼小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一一行）『・毋殺L。・謂禽獸、六畜懷任有L者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鳥。・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謂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盡九月。』（一四行）『・毋卵。・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澤，□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謂燒山林田獵，傷害禽獸□蟲草木……〔正〕月盡。』（二七行）『季春月令』有：『・毋彈射蜚鳥，及張網，為他巧以捕取之。・謂□鳥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獵。・盡八（？）月。……』（四二行）等等。開篇稱『大皇大後詔曰』，日期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確是作為詔書頒布，然而卻並不見於【漢書】。或說『【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48]，或說『【史記】宏放，【漢書】詳整』[49]，或比較【史】【漢】，指出『班掾【漢書】，嚴密過之』[50]，而『詳』『密』之中竟然也有我們今天看來不應當出現的遺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經評價班固【漢書】，謂『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固似繁而實簡也』。[51]而其『刪削』之選，也是可以體現著者的觀念傾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就彼此相互制約。』[52]如果否認自然史對於人類史的『制約』作用，只承認人類史對於自然史的影響，以為無視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認識人類史的進程，掌握人類史的規律，則顯然難以使歷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學術理想，對於其真實意義，解說者甚多，眾議紛紜，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們從自然史和人類史『密切關聯』、『相互制約』的關係的角度來理解所謂『天人之際』，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層面認識司馬遷的思想。
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53]，近數十年則抬高司馬遷、貶低班固的意見明顯占上風。論者多從階級性角度進行評價。有人說：『司馬遷和班固的政治態度不一樣，歷史態度也不一樣。』『政治態度和歷史態度的不同，是馬班異趣中一個最大的區別。』[54]這樣的結論也許還有討論的必要。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記闡要・班馬優劣】中的話：『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馬得而班失者，亦有馬班同得者，且有馬失而班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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