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陽文史 早在先秦時期，祭祀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致文獻中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1] 的記載。隨著商、周以來純粹宗教意識的逐漸淡化和人文倫理精神的凸顯，宗廟祖先祭祀原有的宗教意義也逐漸減弱，強調尊卑、親疏倫理綱常的蘊義日趨明顯，【禮記】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2] 宗廟祭祀形式也相應由繁趨簡，秦漢以來，四時祭、E、祭（殷祭）逐漸成爲皇帝宗廟祭祀的主要形式。本文即擬依據有關文獻記載，對漢晉時期皇帝宗廟四時祭、E、祭略加探析。
一
通過近年來對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辭以及周代早期有關金文銘刻研究表明，商、周早期宗廟存在多種類型的祭祀，尚不存在如【詩經】、【禮記】、【春秋】等文獻記載及後儒闡釋的四季定時祭制度，四季定時祭祀先祖的制度大致是在春秋、戰國時才逐漸形成的。[3]
雖然西漢時人董仲舒論述四時祭名曰：『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j，秋曰嘗，冬曰A。』[4] 但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西漢時期皇帝宗廟祭祀類型與董氏之說尚不盡相符。據史書記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5] 如淳解釋『歲二十五祠』曰：『月祭朔望，加臘月二十五』，[6] 即每月於朔、望日在宗廟中舉行祭祀祖先禮，一年十二個月，應舉行二十四次祭祀，臘月加祭一次，共計二十五次。晉灼對如說提出異議，以爲：『【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饗，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7] 由此不難推斷，晉灼所說的『二十五祠』，實際是除每月定期舉行一次祭祀外，每逢特定節日，還要舉行諸如『嘗麥』、『伏祭』、『婁』、『酎祭』、『臘』等各項祭祀，每年總計舉行十二次，如逢閏月則加祭一次，與前述之十二次祭祀相加，總計二十五祠。所以，西漢初、中期皇帝宗廟一年祭祀與禮經記載及董仲舒之說的四時祭之制並不相符。雖然西漢元帝時期依據禮經規擘宗廟立廟、毀廟之制時，議者稱引禮經以爲『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8] 但是元帝並未採納這一建議。可以推測，終西漢一代，皇帝宗廟可能始終實行前述二十五祠祭祀之制，而未曾實行四時祭祀之制。
按照禮書確立宗廟祭祀四時祭祀制度明確可考是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建武二年（26）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祀，……余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9] 明帝永平三年（60）『冬十月，蒸祭光武廟。』[10]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夏四月甲子，詔曰：「……太常其以j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11]由於當時正月宗廟祭祀禮已經舉行，陳鼎於廟以告先祖之『j』祭只能是即將於夏四月舉行的宗廟祭祀。據唐陸德明言，『^』、『j』二字相通，[12] 因此，東漢皇帝宗廟夏、冬二祭名與【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A冬享先王』[13] 的記載基本一致，則春、秋祭祀之名大概也應與【周禮】記載相同。
在有關史籍中的記載中，曹魏宗廟『四時祭』名稱混淆不一。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改太和歷曰景初歷，『至於郊祀、迎氣、j祠、蒸嘗、巡狩……，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14]而沈約【宋書】載明帝詔則曰：『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至於郊祀迎氣，j、祀、A、嘗，……皆以正歲斗建爲節。』[15]『嘗』爲宗廟秋祭名，『A』爲冬祭名，由此可以斷定，二書所載諸祭名並非是依據季節次序進行排列的，而有可能是對【詩經・小雅・天保】爲求押韻而顛倒四時祭祀名稱筆法的仿照。[16] 另外，曹操於建安二十一年（216）春二月甲午曾頒布【春祠令】，[17] 其中，『祠』有可能是曹魏宗廟四時祭中春祭的名稱。既如此，則曹魏宗廟四時祭制度沿用東漢之制應無疑義，只是在具體儀節方面或許會有所改易。從西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年間杜預奏稱『故今j祠A嘗於是行焉』[18] 一語來看，西晉皇帝宗廟四時祭祀制度與東漢、曹魏之制不會有很大的出入。
綜合上述可知，先秦時期宗廟祭祀種類繁多，文獻記載的四時祭大致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西漢時期宗廟祭祀名稱、時間與禮經記載皆不相符，東漢時皇帝宗廟已經按照【周禮】的記載確定四時祭之制。此後，曹魏、西晉皆沿而無改，只是在具體儀節上或許有所變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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