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中器物紋飾研究存在的問題（1）

  : 鳳凰網歷史

摘要：考古學中器物紋飾識讀和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紋飾的真實性沒有得到保障；二、陶器起源觀點的誤導；三、西方原始文化理論的誤導；四、漂浮無根的猜測式研究。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紋飾識讀和研究陷入迷茫與困頓，進而影響了史前考古、史前歷史和文化研究的順利發展與進行。針對紋飾識讀和研究的困難，作者發表了三點意見和看法：一、古代紋飾有必要從物質遺存和層位學、類型學研究中相對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擁有自己的理論和方法的相對獨立的研究階段和範疇；二、有嚴密的數量關係設計的典型器物紋飾及其內涵表達是紋飾識讀和研究的可靠性基礎；三、有些古代紋飾可能蘊含多種相關聯且能兼容的意思和含義，而不適合作『是此非彼』、『非此即彼』的釋讀。
　　關鍵詞：考古學紋飾    識讀和研究    主要問題    啟示和看法

　　這裏所說的紋飾主要是指古人刻畫在各種器物上的圖案、符號、記號，同時它也應該包括一些有特定造型和含義的雕塑、器物構成部分乃至器型，也應該包括岩畫和某些圖案化的遺蹟~。為了方便，我們可以簡稱為紋飾或器物紋飾、考古學紋飾、古代紋飾。眾所周知，考古學的兩個基本理論是層位學和類型學，它們主要服務於古代遺存的發掘和整理階段，為判定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不同的文化遺存、遺物的相對年代而存在。在這個基本構架中，紋飾研究是從屬於、附麗於層位學、類型學的，它既不構成一個獨立的階段，也不構成一個獨立的學科範圍，當然也就沒有自己的理論、方法。由於考古學自誕生以來就定位於主要研究古代物質遺存、物質文化，所以紋飾必然只能從屬於、附麗於物質遺存；由於古代紋飾在考古學中沒有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階段、學科範圍，考古學也就始終是研究物質文化的科學，紋飾研究也就大體上是為物質遺存研究、為類型學服務的，此外，它就成為而且只能成為研究者手中的泥團，怎樣捏，全看各人的想法、手藝。
　　中國新石器時代以及青銅器上的紋飾並不僅僅是古人的美術作品，或者說它本來的意思表達、創作意圖不是美術，這已是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雖然學者們早已認識到古代紋飾在古人那裏是被看得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其精神生活、精神世界中佔有重要地位甚至具有神聖性，但是由於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紋飾研究在考古學中迄今未能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環節、範疇，未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所謂紋飾的含義、作者本來的意思表達也就是含混的、模糊的、岐義的，乃至被認為是不可知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紋飾研究存在着一些很明顯的問題，首先是從發掘報告、簡報到各相關學科的研究環節乃至最終的認識，紋飾的真實性沒有得到保障，這一點筆者在【考古學家應嚴謹對待器物紋飾】中已經述及。嚴格說來，這並不是紋飾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因為任何科學研究都要求研究對象的真實性，這是一個起碼的基礎和前提。此外，紋飾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1、陶器起源觀點的誤導；2、西方原始文化理論的誤導；3、漂浮無根的猜測式研究。以下對此作些說明：

　　1、陶器起源觀點的誤導

　　半坡類型的彩陶紋飾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象生性的人、動、植物紋樣，主要是魚紋；一類是以直線三角、成組平行線為主的幾何形紋樣。【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分析了幾何形紋樣的來源和產生、發展經過，在此讓我們完整地將這種分析和推論引述於後：『半坡彩陶上的幾何形圖案花紋，主要源於編織物的幾何形花紋。半坡的一些陶器的式樣，也是模仿陶器出現前的編織器皿的器形和肌理紋樣製作的。如有的陶器是依照籃筐的編織紋理，用錐形器在陶壞上戳成類似籃筐上的孔隙狀的紋樣；這種三角形錐刺紋被摹移於彩陶上，演變為排列成行的通體密佈的直角三角形的黑彩紋。又如彩陶缽和碗的上腹，常裝飾着正倒三角形線紋組成的二方連續圖案，這種圖案最先可能是模仿竹條交叉而成的編織物。後來，正倒三角形中間的線紋變粗，成為相間的正倒三角形夾復道折線紋。最後，實體的三角形中間還出現了與外三角方向相反的空三角紋。還有將實體的正三角形對分為兩個直角三角形的。於是，最初模仿編織物的簡單的平行斜線交叉組成的圖案，演變成了有虛實、正反、粗細等變化的由三角形和斜線組成的二方連續幾何形圖案（圖三）。彩陶上這類源於編織物的紋樣，是對編織形式的摹擬，而編織物本身的構成形式就是幾何形的。所以這類摹擬編織物的紋樣從最初就是幾何形紋樣，而且這類圖案紋樣的早期骨式與作為紋樣原型的編織物骨式相同。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脫離了編織物的原始骨式，演繹出許多新的幾何紋樣和圖案格式，不再是寫實地摹擬編織物，只是示意地表現編織物的形象。半坡彩陶上的幾何形紋樣，在開始也是寫實的，後來才由寫實的表現演變為寫意的表現』[1]。這種推論和分析影響很大，在學術界幾成定論。有學者據甘肅彩陶紋飾發展上『總的趨向呈現出由寫實向寫意、由具象向抽象演變發展的脈絡』，同樣推論『甘肅東部地區仰韶早期的幾何形花紋，始初源於陶器生產前作為器皿使用的編織物的肌理紋樣，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逐漸變成了幾何形的裝飾花紋』[2]。這種認識是否正確呢？筆者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為了說明和證明其觀點，同時繪畫了三件相關陶器之紋飾圖：第一件當是元君廟遺址出土M413：（5）紅陶缽及上面那種錐刺點疊成的正三角形數圖；第二、三件當為彩陶缽，一件繪正、倒三角形紋相間，其間留出一帶形露地折線紋，一件繪正、倒三角形紋與平行成組直線紋相間，正、倒三角形紋中間嵌『與外三角方向相反的空三角紋』[3]。第一件紅陶缽上的錐刺點是寫實的，第二件、三件彩陶缽上的紋飾越來越抽象『演變為寫意』，但是元君廟M413：（5）紅陶缽上的錐刺點正、倒相間正三角形圖案有嚴密的數量關係：該紅陶缽現存十個正、倒相間正三角形錐刺點圖案，其中有幾個為55數錐刺紋，有一個為45數錐刺紋，這種設計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神秘的河圖洛書的數關係及其表達方式[4]。如果【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對器物紋飾演變歷程的推測、對三件陶器及其紋飾在年代關係上的排列無誤的話，那只能說明和證明『半坡彩陶的幾何形圖案花紋』都是源自於元君廟M413：（5）紅陶缽那種有嚴密的數量關係、可能與遠古天文曆法及古易學相關的圖案（與元君廟紅陶缽錐刺紋相類的還有半坡遺址出土P・4237陶片上的錐刺點正三角形數圖[5]），而不是『編織物的肌理紋樣』。因為任何編織物都不可能天然生成55數、45數、36數（半坡P・4237陶片）正三角形數圖，如果存在這種編織圖案，則55數、45數、36數正三角形圖必然先於編織圖案和編織物而存在（55數、45數與河圖洛書相關，36數為十月太陽曆一月的天數，而二者正存在着緊密的、內在的數關係[6]）。元君廟M413：（5）紅陶缽、半坡P・4237陶片上這種錐刺點正三角形數圖是否的確與古天文曆法、古易學相關自然可以繼續討論或不必視為定論，但【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關於『半坡彩陶的幾何形圖案花紋，主要源於編織物的幾何形花紋』的推論和認識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由於這種錯誤，便導致對半坡類型彩陶紋飾認識和推斷的進一步錯誤乃至出現比較荒謬的論斷，如：『半坡彩陶上這類源自編織物的幾何形紋樣，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早期的陶器生產中的意念：他們認為只有將陶器做成原來作為器皿的編織物的形狀和紋樣，才能具有原器皿的功能。但是事實上飾於陶器上的這種摹擬紋樣也不再具有編織物的肌理紋樣在物質生產中的功能，已不是物質生產的組成部分；當這種紋樣裝飾在彩陶上時，已由物質生產轉化為精神生產……』[7]。陶器可以盛水，而任何編織物都不能盛水，陶器可以作炊具使用放在火上燒烤而編織物則不能，陶器怎麼會需要得到編織物的功能呢？陶器盛水、作炊具使用的功能怎麼可能是模仿編織物的肌理紋樣而產生呢？更何況『摹擬紋樣已不再具有編織物的肌理紋樣在物質生產中的功能』即陶器紋樣與編織物肌理紋樣的功能也是不相同的。
　　對陶器紋樣的上述認識是與人們關於陶器起源及陶器製作過程的觀點和認識有關的。林惠祥先生作於1930年代影響頗為廣大的【文化人類學】一書說：『陶器的製法有貼土於筐籃上而燒成的，這種製法使陶器上留了筐籃的紋，因而也成為一種幾何體的紋樣。編織的技術也能決定紋樣的體式，如要將寫實體的紋樣施於編織物上，必致將曲線形的改為直線形的，這便是寫實體變為幾何體的一種原因……』[8]。這種觀點可溯源至恩格斯、摩爾根、泰勒等人的著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說：『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製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形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9]。恩格斯的說法受到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而摩爾根【古代社會】中的說法又來自泰勒【人類遠古史研究】。泰勒說：戈蓋『於上一個世紀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發明的過程，他說，人們先將粘土塗在這樣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燒毀，以至後來他們發現單單用粘土本身即可達到這個目的，於是世界上便出現制陶術了』[10]。布利弗特認為陶器的裝飾起源可以在邁杜人所從事的多色的籃子編織中得到啟示：這種在美的意義上甚至可以和希臘人的陶器裝飾媲美的圖案設計至今仍然掌握在一些老年婦女的手中[11]。直到最近，研究彩陶紋飾的學者仍然認為『陶器紋飾首先起源於陶器製作過程中胎體上的印痕燒成後仍被完整地表現於陶器器面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天長日久，便可促使人們逐漸領悟到可以通過對陶器器面的刻畫與按壓，從而達到美化陶器的目的』[12]。可見陶器的起源與編織物有關，陶器紋飾與編織物及製作過程中陶坯上的壓印痕有關是一種很普遍的認識。陶器起源是否主要與在編織物上敷泥燒烤有關，目前尚沒有非常充分、確鑿的資料可作肯定回答，但已有資料表明，有些地區、有些陶器的起源、產生可能是這樣的：中國現在發現年代最早、最原始的陶器在一萬年以前，如北京懷柔轉年遺址、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發現的陶器、陶片，其製法多採用捏制和片狀貼塑，而且主要應是炊煮器類[13]。柴爾德曾經引用過出自肯雅一個舊石器時代地層中的兩小塊陶片資料，認為『可能是因為一隻塗有粘土的籃子，偶然經過火燒，就成了不透水的』陶器[14]。民族學資料中也能見到這種情況，比如南美洲的土人、亞裏桑那的哈瓦蘇派人都將編織物敷泥，然後用於盛物在火上燒烤[15]。陶器紋飾因陶器製作過程中用陶拍拍打、齒狀器具壓印或其他技術手段而產生，更有大量而普遍的考古學證據，如王仁湘先生分析了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紋飾中最習見的紋飾繩紋、篦紋、弦紋、籃紋均因此而產生[16]。但是這裏所說的陶器起源以及陶器紋飾產生方式的存在並不必然意味着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植物紋樣、幾何形紋樣或者看起來象編織物紋樣的陶器紋飾都是這樣產生和形成的，更不能由此推出彩陶紋飾就是拍印、壓印或編織物紋樣的自然延續或延伸。
　　王仁湘先生將彩陶紋飾與『陶器在製作過程中所作的自體本色裝飾紋樣』作了明確的區分，他討論繩紋、篦紋、弦紋、籃紋等拍印、壓印陶器紋飾的【中國史前陶器紋飾區探討】一文並『不包括彩陶在內』[17]。林少雄先生認為陶器紋飾的產生與陶器製作過程中胎體上的『印痕燒成』有關，原始人類在陶器上拍打、印壓、刻畫紋飾均受此啟發，但是他仍然將彩陶與此區分開來。他說：『在中國彩陶文化中，由於彩陶的紋飾是以特定的顏料繪彩及各種圖案為主，且關於後來各種彩陶器身上的幾何圖案，學術界歷來在爭議，所以前邊我們所說的幾何紋，只是為後來彩陶中的幾何紋提供了借鑑，使後代人們受到了啟發，而兩者的內涵是不完全相同』的[18]。那種認為彩陶上的幾何形紋樣淵源於編織物肌理紋樣的觀點，顯然是沒有注意區分彩陶繪畫紋飾與陶器製作過程中壓印或拍印『自體本色裝飾紋樣』之別。上述對半坡類型紅陶缽錐刺正三角形數圖及半坡類型彩陶缽紋飾的分析表明，不僅彩陶紋飾與壓印、拍印紋飾應有區別，而且壓印、拍印、戳印、錐刺之非彩陶紋飾也不能一概而論，不能籠統以『裝飾』言之（如元君廟M413：⑸紅陶缽和半坡P・4237陶片上的錐刺三角形數圖，是不能以『裝飾』或僅以『裝飾』言之的）。由陶器起源可能與編織物有關、陶器製作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印痕以及拍印、壓印紋飾到彩陶紋飾的內涵表達，這種一以貫之針對彩陶紋飾的大幅度跳躍式的簡單聯想和類推，不僅是危險的，而且可以認為是無據的。對陶器紋飾的這種不作具體分析、個案研究的簡潔聯想和類推，不僅會產生上述『陶器模仿編織物功能』的有違一般邏輯和事理的推論，而且還必然會產生彩陶上的幾何形紋樣也是原始人類的圖騰、神靈（這等於說編織物肌理紋樣就是原始人類的圖騰或崇拜的神靈）這種怪論，從而導致彩陶紋飾的含義在今人看來顯得無比神秘、怪異、深奧莫測以至永遠只能猜測而不能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