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五、其他器物及紋飾
嗣華【文化中秋】附山東諸城前寨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符是美術化的圖案：上部為一實心圓紋，中間為一彎月形，下面是『五峰山』，可能為了表現月光如水，『山』腳還留白做出一條曲折水波狀。這個圖案在大汶口文化中根本就找不到。大汶口文化出土所有的陶尊刻符都不存在『五峰山』山腰或山腳有曲折水波狀，而所謂『五峰山』也不是左、中、右三峰高聳，夾在其間的兩峰非常矮小。但是嗣華文中卻說：『山東諸城前寨出土的一件陶尊上，這一圖像還被塗上朱紅的顏色。這個圖像下邊象座山，中間是個彎月，上邊是個太陽，即將日、月、山這種常見的自然現象表現出來』，關於這段文字的小題目也叫做【考古發現中的月亮崇拜】（【中國文物報】2003年9月10日第5版），這顯然會對不熟悉這種考古資料的讀者進行誤導。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及類似刻符主要發現在皖北、魯東南，其次發現在魯南，空心圓紋和山形紋之間絕大部分都是上出三尖狀的火紋而非彎月形（王吉懷、趙天文、牛瑞紅【論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而這種火紋『 』據學者研究應是表示大火（即心宿三星），是大火崇拜的反映（王震中【試論陶文『 』、『 』與大火星及火正】，【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6期）。諸城前寨確有一例大口尊陶文在空心圓紋與『山形紋』之間畫彎月形，但所謂『五峰山』並不是底端平直而是為弧線（可見『五峰山』之說尚值得商榷），當然更不存在曲折水波狀。【文化中秋】一文的附圖顯然是將莒縣陵陽河出土的一例大口尊刻符與諸城前寨這例大口尊刻符（王大有着【上古中華文明】83頁，圖16：1、3，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各取所需地捏合在一起，而且改變了『五峰山』形狀，又增加了曲折水波紋。
安徽含山縣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地出土玉人上舉胸前的雙小臂上各刻了八道短橫線紋（楊泓【含山玉器留下許多待解之謎】彩圖，【中國文物報・月末鑑賞】1999年1月31日第1版）。鄭婕【古人肢體上的裝飾物】所繪同一玉人線圖雙小臂上的短線紋與原件有兩處不同：一是雙臂上的八條短橫線改成了六條，二是原器雙臂上的短橫線在手臂兩側不到邊，即看起來短線紋並不環繞手臂，而鄭婕文中的線圖將短線紋連通手臂的兩側，看起來是環繞手臂的樣子（圖七）。由於雙臂上的線紋作了改動，有違原器本意，所以認為該玉人雙臂上戴着相同的鐲（鄭婕【古人肢體上的裝飾物】，【中國文物報】2004年7月21日第5版）是不可靠的。按筆者的理解，玉人刻意作斗形方臉，應是先民們心目中北斗大神的形象（東方的大汶口文化流行斗形圖像，良諸文化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也作斗形方臉，也當為北斗大神。崇拜北斗是東方的傳統），雙臂上各刻八條短線紋寓意陰陽八卦，含山玉人的形象和姿勢（神情靜穆、莊嚴，意象堅定，兩眼平視遠方，雙臂上舉胸前）表明他是掌控陰陽八卦、溝通天地消息的一位大神。出土玉人的凌家灘4號墓同時出土有玉龜甲及玉版，前文已言及玉版刻紋內涵表達為八卦洛書、天文曆法，此亦為佐證。玉人為先民們心目中的北斗大神、北斗星君，陸思賢、李迪先生著【天文考古通論】亦作如是觀（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山東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透雕象牙梳用15個三畫線紋組成一個『8』形，其中有11個又構成S形，兩者有明顯的區分（【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彩版14頁右上圖），但是研究者將15個三畫線紋構成的『8』形視作S形進行研究，這是有違原器物紋飾結構和意思表達的（逄振鎬【論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朱淵清著【周易探秘】41―4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元君廟遺址出土半坡類型紅陶缽M413：5現存十個正三角形錐刺紋，其中有九個為55數錐刺紋，自下而上從十個至一個壘疊錐刺點，計10層，有一個為45數錐刺紋，自下而上從九個至一個壘疊錐刺點計9層（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33―34頁；圖版一六，6。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版）。元君廟紅陶缽刻意錐刺55數、45數正三角形數圖，按筆者理解，它也是先民們表達河圖、洛書內涵的另外一種樣式（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河洛未分未變三角圖與此類同，二者至少思維和表達方式是一致的）。但是在筆者所見相關研究材料及轉述中，均沒有嚴格遵循原器物紋飾進行：甌燕等人的文章說元君廟M413：5紅陶缽上腹部錐刺20個正三角形，與原器物及發掘報告不合（甌燕、文本亨、楊耀林【從深圳出土乘法口訣論我國古代『九九之術』】，【文物】1991年第9期）；謝端琚、葉萬松【簡論我國中西部地區彩陶】說元君廟M413：5紅陶缽錐刺三角紋的構成方式與北首嶺77M15：（7）彩陶壺『松塔』狀黑彩圖案一樣也是不當的（【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1期67頁），因為它們有一致的地方，更有不一樣的地方。西安半坡博物館編【半坡仰韶文化縱橫談】認為M413：5錐刺紋是模仿編織物紋樣而產生，並排出由M413：5錐刺紋到半坡類型正倒三角紋與折線紋或成組斜線紋相間彩陶圖案的演化圖（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8―109頁）。這種認識顯然是沒有認真、嚴格地分辨M413：5紅陶缽錐刺紋結構及其間的數量關系所致，當然它也是經不起推敲的：任何編織物都不可能天然生成55數、45數正三角形數圖。如果存在這種編織物圖案，則55數、45數正三角形數圖必然先於編織物而存在；當然半坡類型居民的生活也不可能精細到在編織物上編織55數、45數正三角形數圖（今人要做這種事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郭廉夫等主編【中國紋樣辭典】大致沿襲了同樣的錯誤認識和觀點（郭廉夫、丁濤、諸葛鎧主編【中國紋樣辭典】63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北首嶺遺址出土半坡類型Ⅰ式尖底器77Μ17：（1）頸部有四道弦紋，肩部『緊接着又有一圈鷹嘴狀附加堆飾』，據發掘簡報圖片其半面堆飾有12個，如無誤尖底器一周當為24個堆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100頁；圖八二：1；圖版四五：1。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按筆者思路和理解，北首嶺尖底器這24個堆飾應該或可能表示一年二十四節氣，但是有些相關圖片和著述也以寫意方式繪畫，如王大有着【上古中華文明】可見的半面畫為14個堆飾（該書73頁圖1，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着【三皇五帝時代】可見的半面畫為11個堆飾（該書上冊161頁圖5，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出土口沿作十八角形的陶釜，上面刻劃了三十六個『樹葉紋』：每個角與內壁之間垂直刻劃一個，每兩個垂直『樹葉紋』之間又斜刻一個；同址同層出土六角形陶盤口沿上也刻劃了三十六個『樹葉紋』：每個角與內壁之間垂直刻劃一個，每兩個角之間從外緣到內壁等距離垂直刻劃兩個，每兩個垂直『樹葉紋』之間又斜刻一個（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46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按筆者理解，這種刻意製作三十六個『樹葉紋』的紋飾，表現的也是十月太陽曆的歷數即一個月三十六天。據筆者所見，十八角沿陶釜及上面的『樹葉紋』尚沒有發現有錯誤的線圖，但六角形陶盤上的『樹葉紋』有誤畫的：梁大成【河姆渡遺址幾何圖形試析】六角形陶盤線圖有一邊少畫了兩個『樹葉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編【史前研究】輯刊，1990―1991年，111頁圖一：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海石灣下海石半山、馬廠類型遺址調查簡報】報道的雙耳彩陶罐M1：7頸部飾三道間斷平行條紋，肩部施一周寬帶紋，下為雙線倒順三角紋。文字描述與彩圖吻合，但線圖在頸部多畫了一道間斷平行條紋（【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1期4―5頁；圖三，8；封三，3）。按筆者理解，所謂『三道間斷平行條紋』實即坤卦符號，相對稱的另外半面也當如此，頸部總計12條線段合一年十二個月（該報道中M1：8、M1：12兩件彩陶罐上的『間斷平行條紋』也當為八卦符號，一為坤卦，一為復卦）。但如果多一道平行條紋，則不是標準的八卦符號，只能視為習慣之作（如沒有他證，則不能認為與八卦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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