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春秋网 六、达与材力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对魏晋清谈放达之风多有微辞，有时兼括汉末，实际上主要还是指的魏晋。其《刺骄篇》有云：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9]（P29，43）。
又“疾谬篇”：
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16]（P619-620）。
葛洪《抱朴子外篇》站在儒家立场上，认为通达，本应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而不是纵情任性，背礼叛教。但他对戴良（字叔鸾）、阮的放达则有所保留，除了因为戴、阮有玄心（上引“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外，还因为他们才力逸伦。也就是说，除非有过人才学，是不可“傲生”、“放达”的。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均为博学多才之人，他们对玄学、儒学，以及文学、音律声乐，皆有相当高深的造诣，至于清谈，更是看家本领。嵇、阮、向等人均有高水平著作传世，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音乐史上成一家言，向秀《庄子注》，在玄学领域成一家言，阮籍的论著和诗歌，亦称不朽之作。《世说新语・品藻》“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向）秀、（阮）咸、（王）戎、（刘）伶朗达有俊才”。大概葛洪认为，除非对玄学有高深的造诣，并有过人的颖悟力，才能真正放达“体道”，否则便是“诬引老庄，贵于率任”[16]（P632）。《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恭是东晋末人，《世说新语・赏誉》称他“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阮氏后生阮瞻，本传称其“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看来不深研学问，乃是东晋名士的特点。
七、达与胸中垒块
《晋书》卷94《隐逸・戴逵传》：
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乃著论曰：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循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愿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戴逵对竹林和元康名士的放达作了区别，他对竹林名士持理解之同情，认为竹林名士的放达，是有根据（“有疾而为颦”）的达，有德的达，真正的达；元康的放达，则是捐本循末的作达，是无德折巾、无病呻吟的效颦之达，似达而非达。《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刘孝标注云：
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
阮籍“胸中垒块”，既经鲁迅先生揭示[4]（P192-196），人所熟知，那就是竹林名士所感受到的时代环境即来自于政治权力的高压，使他们不得不从老庄之学中寻找精神家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如鲁迅所说，他们内心仍对正统的礼教十分固执，因而心中充满着矛盾、痛苦和彷徨。我们只要从《世说新语・逸》“阮步兵啸”条刘注引《魏氏春秋》所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就可推知在他放达通脱的行为背后的穷途末路心态。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以及江左名士，皆有杯中之好，王忱所言司马相如与阮籍的饮酒之异，也正是竹林阮籍诸贤与胡毋辅之、王恭（字孝伯）一辈的饮酒之异。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饮酒，但其心中却既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也缺乏须酒激发的“才情”，更没有须酒表现的“玄心”。所以王恭才会认为名士只须“痛饮酒”，而“不必须奇才”。
八、后论――魏晋时期达的内涵及其表现之变化、影响
行文至此，本节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阮籍心目中“达”的本义，他何以为达，以及何以不许子侄“作达”，应该大体明了。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世说新语・任诞》王浑“欲作达”，《晋书・王浑传》作“慕通达”， “达”而须“作”、“慕”，即是“不达”，从而有违“达”的自然本意，而假放达“以利纵恣”，更是无德折巾，东施效颦，是对达的歪曲。上引《世说新语》德行篇及注引王隐《晋书》，称王澄、胡毋辅之等人“皆以放任为达”，以至裸体，“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甚者名之为通，次之名之为达”，均明显地含有王澄等人自以为“达”之意。《世说新语・任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条刘注引《晋安帝纪》，称王忱“少慕达，好酒”；同书《赏誉》“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条刘注引邓粲《晋纪》称：“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晋书》本传称毕卓“少希放达”；《世说新语》雅量、任诞篇称王子猷“欲为傲达”；都表明元康以后名士之“达”，皆有“作”、“慕”、“希”、“欲”即形式上摹仿的成分，虽放达不拘礼法一同竹林名士，但达的内涵及其表现，业已发生变化。这从上引《庄子・齐物论》郭象注和《列子・杨朱篇》张湛注中对“达人”的不同解释：一个是通达物理、因仍自然从而无所拘滞的达人，一个是鉴于万物无常、人生短暂因而主张纵欲行乐的达人，即可知魏晋时期“达”的含义及其表现的变化之迹。
前文提到，阮籍一直被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这是不错的。不过，如果以东汉戴良、向栩、袁闳（俱见《后汉书》本传）等人的事迹，比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言行，相似之处一目了然。《抱朴子》“汉过”、“正郭”、“疾谬”、“刺骄”诸篇，虽然主要说的是“汉末”，以“托古刺今，借题发挥”，对作者所处时代即两晋之际士风进行抨击。但两晋放达之风，其渊源也确实可以追溯到汉末，故上引《抱朴子外篇・刺骄》在追溯晋代“傲俗自放”士风的根源时，就特别将东汉的戴叔鸾（戴良）与阮嗣宗（阮籍）并举。二者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出现背景及指导思想方面，限于本文主题，这里姑置勿论。
宋黄震撰《黄氏日抄》卷91《临川李君Q斋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云：“临川李君以达名斋，而求说于余，余谓达之义有二：有达官之达，有达人之达，吾徒亦求为达人而已。达人之义亦有二，有遗落世事、放诗酒而齐死生以为达；有致知力行，脱凡近而游高明以为达，吾徒亦求为致知力行脱凡近游高明而已。然学如颜子，犹未Q一间，达岂易言哉。余故尽列其所闻，使李君择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达，在邦必达，则惟修其在我而无求于人。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有不期而达者，亦有求达之心，所谓是闻也，非达也，尤不容不谨其辩。”黄氏所说的两种达，是儒家内部（孔子、子张）对达的两种不同看法，而他所说的两种达人，则一属道家，一属儒家。黄氏学本朱子[2]，他当然主张做儒家的达人。他所说的“遗落世事、放诗酒而齐死生”的道家的达人，实际上是以魏晋时代的名士为原型的，可以说，魏晋以后中国古代文士接受道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魏晋名士为原型的达人为媒介、为模楷的。尽管魏晋放达士风的内涵及其表现，如上所述，也曾经发生若干变化，但其中因仍自然、任性不羁、超越名教、超越世俗，即基于庄老思想的追求精神自由、寻求个体解放的基本方面，不仅深刻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统治阶层的门阀士族的精神面貌，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而且还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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