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史網 二
建國以後，尤其是在１９５４年後，對於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百年歷史，學術界一般均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予以界定，這就從理論上將階級鬥爭視為貫穿整個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基本線索。近百年中國豐富多變的歷史被描繪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步一步地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前赴後繼進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過程，而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普通民眾心理心態等方面的逐步變化卻完全忽視，以至於到八十年代中期龐朴先生還不無遺憾地指出：
多年來，我們從文化角度研究歷史的工作做得太少了。我們還沒有文章和典籍從『一場最廣義的文化衝突』角度來闡明自己的近代歷史。作為被侵略、被損害、被凌辱者，我們難免義憤填膺，把中國近代史直觀地描繪為鬥爭史、反抗史；而難得站得更高一點，從太空俯瞰蕞爾小球上所發生的這一切，至少從人類歷史長河來估量這剎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試着如此做去，那時我們便將攝像鏡頭推向文化的變遷，有如我們今天用『文化』去界分遙遠的龍山時期，大汶口時期那樣；因為歷史留下的積極成果，正在於文化方面的貢獻，而那些喧囂一時的政治風雲，很快便從記憶中漾去，沉澱下來的只是文化類型而已［（７）］。遺憾的是八十年代以來，史學界產生的這種理論自覺，並未得到健康自由深入廣泛的討論，『重寫歷史』還只尷尬地停留在『美好願望』的階段。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簡稱『雙半說』）理論由於受到當時國際國內歷史情勢的影響，明顯帶有戰時文化政策強烈鮮明的政治色彩，它是從當時異常尖銳、激烈的國際國內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實際出發，從宏觀政治的視角考察近百年中國歷史的。在那種政治氣氛下，不容許也不適宜對中國近現代史作深入的反省和文化上的梳理，而作為指導近半個世紀歷史和文化研究的綱領性理論，其局限性也將隨時代的發展越來越明顯，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這個框架的質疑與討論證明了這一點。其實，問題並不在於用什麼樣的概念、理論、話語對近代史進行概括，比如有人認為：『資本主義近代化是近代中國的發展線索。』或有人認為『近代中國更為深刻的還是因文化結構逐步展開的文化衝突』等等觀點，而關鍵在於我們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歷史研究都是暫時的，有待修正而非蓋棺論定的。只有這種把歷史的闡釋看成是暫時的理論自覺，才能使我們與永恆的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保持連續不斷的聯繫，才能使我們永遠充溢着對歷史重寫的激情，一旦忽視了這種自覺，便很容易巧托真理而以偏概全，使歷史研究僵化不前。
在承認這種歷史的開放意識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樹立歷史的整體意識，也就是說，一方面必須看到，具體歷史的全部記載是無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確實想使選擇的歷史細節獲得任何意義，能夠作為整個歷史長河中濃縮的瞬間，歷史的整體意識是不可或缺的。歷史的整體意識強調的正是一種邏輯的、內在聯繫的因素，這是我提出『五四學』概念的最基本的出發點。『五四學』着眼的正是其『作為整個歷史長河中濃縮瞬間』的特徵。近代中國歷史變革的諸多命題如傳統與現代，秩序與變革，保守與激進，民主與自由，以及新與舊、體與用之間的衝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最集中，規模最大，矛盾最激化的呈現。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五四』的諸多命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反覆出現，而且總是迫切要求重新獲得完滿解決的方案。這些問題之被提出，常常是由於本身的缺陷和內部的矛盾。因此，在思想史上反覆出現的不僅僅是思想的主要問題，而且還有謀求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方法。如，五四以來，近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五四時代自我和個人意識的覺醒為什麼漸漸漫滅在集體和民族的總體之中？為什麼各種政治力量都以科學、進步為標榜，而民主、自由的實現卻遙遙無期？為什麼整個社會越來越激進化，革新和革命不僅被視為社會發展的手段，而且成為目的本身？為什麼竟至於為了革命的物質成果而不惜犧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為什麼掃除專制暴政的思想文化批判換來的是新形式的改頭換面的專制主義？當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能否從救亡圖存等外在情勢轉向五四啟蒙思想本身的結構、方式、路線等內在邏輯上尋找答案呢？歷史的發展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學史等在某一時期內，只能完全由內在聯繫去理解，也就是說只能通過思想的內在必然性和事物的邏輯去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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