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為【袁偉時：『王道政治』、『文化意義的中國人』和讀經】 作者：袁偉時
我對蔣慶兄的獨立特行非常佩服。個性不張揚是中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大病，各領域都需要不斷有人挑戰常規舊習，敢想、敢說、敢笑，釋放被壓抑的創造精神，推動社會前進。只有在自由、寬鬆的文化氛圍中，21世紀的中國本土才有可能造出比爾?蓋茨，造出28歲就登上諾貝爾獎領獎台的小楊振寧，造出為海內外有識之士折服並足以超越老莊孔孟的思想家。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讓人們習慣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包括極端的意見，使多數人在比較中趨於理性化，保持社會長期穩定。不過，我對蔣慶兄那套主張並不信服，有若干疑慮和感想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王道政治』有超越憲政的神威？
蔣兄說：『中西文化應該有主次之分，沒有融合的可能。對我而言，就是要凸顯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文化是主，西方文化是輔……王道政治是主，西方一些合理的文化價值是輔的。』『不能將憲政民主作為普世價值來談，不是王道政治和民主政治融合的問題，還是有主次之分。』
撥開被吹得天花亂墜的迷霧，按蔣慶的解釋：『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實行議會制，行政系統由議會產生，對議會負責。議會實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別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為「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議員則由社會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和國家成立通儒學院特地培養出來的賢儒擔任。國體院則由孔子子孫依血緣繼承孔子王統為世襲議長，象徵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議員則由歷代君主後裔、歷代聖賢后裔、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後裔、社會賢達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擁有實質性的權力，法案必須三院同時通過才能頒行，最高行政長官也必須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產生。』
其實，簡單說來就是一句話：中國要回到政教合一的體制，由儒教的『大儒』、『賢儒』加上血統高貴的前賢后裔集體君臨天下，保留對國家一切大事的否決權和決定權，需知在三院中他們篤定支配了國體院和通儒院！不過，這樣美妙的設計立即會碰到無法逾越的障礙：如何確定那些『通儒』和『國體』代表的合法性。
孔子作為兩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弟子三千，出過一部語錄，整理過編年史【春秋】，對中國教育和文化有傑出和影響深遠的貢獻，這沒有爭議。他做過為時很短的代理宰相，其政績則人言人殊；確定無疑的是他宣布一定要砍頭的五大罪中，有三條是古今有識之士側目的言論罪（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其他兩條也不過是言行有點極端而已，這些確實是為後來的專制統治開路的。即使他完美無缺吧，他的後人也可能良莠不齊。至於那些所謂歷代帝王和聖賢后裔，有人淪為流氓、地痞乃至土匪、強盜，恐怕也在所難免。何況當今世界造假成風，一些文人吹捧蔣介石是文王多少世孫，連文王的墓在哪裡都弄不清楚，這個DNA如何鑑定？加上號稱百子千孫的文王，其後裔少說也有幾百萬吧，應該挑選誰來決定中國人的命運，又由誰來掌握這個挑選大權呢？
更麻煩的是：要是21世紀的中國人，深知祖先飽受思想奴役的痛苦，要思想自由，不願再受『儒教』的奴役；或者認同血統沒有高貴、低賤之分，堅信人生而平等，要做享有現代文明和憲法賦予的全部權利的公民，那可怎麼辦？此外，儒學是漢族文化，其他55個民族各有自己的傳統文化，他們要按照各自的祖傳標準，組織自己的『國體院』、『通儒院』，是不是也有合法性？即使是漢族，假如認同歷代有識之士的指責：所謂大儒有大量假道學混跡其間，即使真正品行純正的大儒，在現代文明面前，也往往識見淺陋，因而不賣他們的賬，那又怎麼辦？是開除國籍還是派兵鎮壓？而且從先秦『儒分為八』至21世紀依然門派繁多，真假王麻子又該由誰判定？
蔣兄不惜詞費，揭露民主制度之短。這不是什麼新鮮見解，人們早就公開聲明，民主憲政不過是最不壞的制度而已。但是，它自我更新機能較強，可以在人們的批評、監督中反覆實踐，反覆改進，從而為國家穩定發展和公民權利的保障提供可靠的制度框架。這是許多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的事實。而蔣慶所設計的架構，開宗明義就以血統、教派或學派不平等為前提，更沒有經過歷史的檢驗，自我吹噓『王道政治是對民主政治的揚棄與超越，是人類迄今所能構想的最完善的政治』，虛假廣告的氣味是不是太濃了一點？
以什麼為『本位』？
蔣兄高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中國人必須固守中國傳統文化，才是『文化意義的中國人』。1935年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說：『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是中國人。』蔣慶的喟嘆不過是這個宣言七十年後的迴響。
不過，這裡蘊涵着一個不能含糊的重要問題：中國人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以文化特別是以【論語】為圭臬的儒家文化為標準，那麼，漢武帝以前實行黃老政治的漢王朝的千萬子民恐怕都不能算中國人；先秦反儒的墨家和黃老之徒等等更要劃歸化外的蠻夷了吧！陳寅恪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界定為三綱六紀，以此為標準，蔣慶似乎也很難通過忠誠審查！而在當代中國，數以千萬計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伊斯蘭教信奉者……大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即漢族古代文化化育出來的，因此也不能算是中國人或『文化意義的中國人』！這是先秦以降『嚴華夷之辨』這個中國漢族古代文化基本原則的21世紀修訂版，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如此荒唐的標準，除了留給蔣兄慢慢欣賞對其他人無所損益外，如果被當局採納，大清帝國在19世紀仍然頑固堅持這個原則的愚昧、悲慘的圖景必將重現。
問題的核心是：文化應該為人類和平幸福、國家富強和公民的福祉服務，還是公民應該為某種特定的文化盡忠乃至殉葬？文化前進的規律是在開放環境下，公民自願選擇，優勝劣汰，自然更新；任何力量都無法抗拒這個歷史趨勢。只有一條標準是正確的：社會進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無上，與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遲或早在博物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何解讀歷史？
蔣兄對中國歷史也作了獨特的解讀。
以古代中國來說，他認為『中國決不缺乏在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陽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顯然，這裡玩了一個小小的詭辯術：以偏概全。任何社會都有敢於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沒有人能夠證明古代中國不是舉目均是俯伏在宗法專制統治者面前的臣民。這正是四書五經教育制度化的惡果。
20世紀以來，提倡儒學的方家往往有個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寫在紙上的東西混同於當時的實際社會生活。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是明代以來，中國的專制統治發展至顛峰，社會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機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國家向現代轉型的浪潮中，這個老大帝國步履闌珊，無力自行實現社會轉型。陳寅恪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他說：
1．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和觀念層面。『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兩教者。』
2．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融為一家之說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而卒歸於消沉歇絕。』而吸收外來思想經過改造後存活下來的思想，『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
4．中國的制度文化已經不可救療。『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
真正有遠見的愛國者，必定敢於正視本國文化的弱點，清醒地看到非吸收世界各國之長，改造本國落後的制度，中國就逃不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命運。在最需要吸收現代文化精華的關鍵時刻，從大清帝國的權貴到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抗拒世界潮流，以愚昧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蠱惑人心，阻礙歷史前進，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時至21世紀，知識階層如果不引以為戒，那就太可悲了。
這些朋友通常具有弘揚本國傳統文化的高尚情懷。但他們忘記了只有像中國政府毅然參加WTO那樣，在制度上勇於與國際接軌，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經濟長期繁榮、社會穩定和各民族傳統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才有可靠的基礎。蔣慶兄的迷誤在於他力圖保護、弘揚那些應該送進博物館的貨色，緊緊抱住那些會危害中國社會發展的東西不放。
至於現代中國，按蔣兄的說法，『1912年以後，經典教育在國民教育中拉去了，所以現在才出現這麼多問題。』如果歷史可以如此簡化解讀，回到19世紀中國上學讀的就是四書五經，開口閉口子曰、【詩】云，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嗎？實際情況是：從袁世凱、各路軍閥、孫中山、蔣介石都是傳統道德的提倡者。翻翻孫中山特別是蔣介石的書，四維八德修齊治平之類的說教俯拾皆是。段祺瑞、吳佩孚不貪污腐化，私德堪稱儒家楷模。走進閻錫山舊居，石柱和牆上刻滿了儒家格言，而且他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也是以儒家道德為教化工具的。即使那時的國民教育，也沒有完全丟棄傳統經書揭示的道德教育。蔣兄的指摘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
應該怎樣讀經？
2004年的一大新聞，是鼓吹讀經的喇叭吹得整天價響。此事的是非應該放在21世紀中國的歷史任務這個大框架下去考察。中國應該成為自由、民主、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是遲到百年，留待當代中國人去完成的歷史重任。條件之一是提高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為此，世界各民族的一切優秀經典，都應該是中國人的讀物。不過，蔣慶兄的主張卻包含着五條失誤：
第一．把中國的經典局限在儒家的狹隘框框中，連【老子】、【莊子】這樣優秀的中國文化瑰寶都無緣列為經典，更不要說王充、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了。這樣的眼光可取嗎？
第二．21世紀的中國應該是世界一流的文明大國，中國人特別是知識階層也相應地應該是有世界眼光和素養的人。他們既是熱愛自己祖國的公民，又是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啓超、魯迅一再叨念的『世界人』。為此，中國人不但應該讀孔孟老莊，還應該讀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在內的幾千年世界文明積累下來的各民族的優秀經典。
第三．讀經典不等於『讀經』，後者往往以蒙昧主義的態度跪在先賢腳下，誠惶誠恐去背誦。這樣只能培養出虔誠的信徒，卻離現代公民越來越遠。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干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即使是兒童，我們也應從小就培育他們對任何事物都要保持理性和求真的態度，反對蒙昧，才能避免這類災難重演。讓兒童成為死記硬背某種教條的機器人，不但摧殘了個人性靈，也孕育了國家災難，蔣慶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讀經就有走到這一步的危險。
第四．蔣慶要以國外有些學校開宗教課為榜樣，要求中國回歸政教合一的狀態，這是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他忽視了一切現代國家都不准限制思想自由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他們的公立學校是不准開設宗教課的，只有教會辦的學校可以開設這類課程，但通常也只能歸入選修課，不能強迫學生必修。
第五．一個成功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提倡，必須審時度勢，提出最切合歷史前進需要的口號。中國當前最為缺乏的無疑是法治，所謂傳統文化面臨失傳危機之類的說法都是危言聳聽的假問題。19、20世紀之交到整個20世紀，中國最大的文化災難有兩次：義和團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它們能夠得逞，都是由於沒有確立法治，一些人可以趁機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只有法治能夠救中國。在像中國這樣沒有法治傳統的古老大國，最好的大眾讀物是法治經典。離開這個中心的面向大眾的思想文化運動，其意義必然十分有限。
不過，社會在前進，蔣慶的主張看來很難被廣大有現代素養的公民所接受。當記者問到他的追隨者推廣讀經『並不怎麼順利，你怎麼看？』的時候，他的答覆十分有趣：『問題是這樣的，中國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不成熟，他們要做民間公益事業基礎不成熟，所以困難很多。不象西方公民社會有很多公益事業，很開放，成熟。西方社會有成熟社會環境、制度保障。所以他們可能出現很多資金、推廣理念上的問題。中國民間社會也就這幾年剛剛開始，所以比較艱難，這個沒有關係，會慢慢成長。』蔣兄沒有意識到，提倡『讀經』，也不能不藉助沒有中國『主體性』而西方色彩甚濃的『公民社會』，這不是狠狠往自己臉上打了一個耳光嗎？！ 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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