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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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陈望道先生发表《修辞学发凡》，中国有了第一部科学、系统的修辞学著作。叶圣陶先生说，《发凡》“是最完整的”“好书”，“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新加坡郑子瑜教授说《发凡》是“千古不朽的巨著”，陈望道先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可见，陈望道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是令学术界所敬慕的。那么，他因何受到几代人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学者的尊重呢？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是因为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为学术界所做的巨大的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在修辞学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发凡》的历史功绩并不仅仅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精辟见解和重要结论，还在于它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并确立了研究方法和范式。
一
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具体谈谈《发凡》的成就：
（一）《发凡》中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有独特的创新性。
当有些修辞学家把修辞学划入文章学与美学或文学时，陈望道却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论述修辞学，也就是“以语言为本位”。我们都知道，索绪尔语言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1]所谓“以语言为本位”研究修辞学，按照陈望道的说法，“用的就是语言学的工具，把语言学的原理用到研究写作上来。”[2]在语言学原理的指导下，注重对更多更重要的现象的研究。
陈望道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套用、照搬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是洋为中用，是语言学为修辞学所用，依据语言运用的实际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是共时的、静态的语言结构等要素。而修辞学要研究的却是动态的语言的运用，为此，陈望道确立了“以语言为本位”的准则，创造性的区分了语言诸要素的“固有因素”和“临时因素”。这是索绪尔的理论中全没有包含的，是与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以“语言为本位”中的“语言”并不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剔除了内容和意义的静态的纯粹的语言结构，而是包括了写说内容和写说形式的完整的语言，是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包含了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实际运用中的语言。这正体现了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
（二）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新开拓。
1961年，他明确宣称：“修辞学的对象是修辞现象”，并说：“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多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3]这是我国修辞学史中最早有关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较为科学的定义，此前还无人明确论述过这一课题。此后，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引起修辞学界对此课题的深入探讨长达几十年。可见，他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同的反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调整语辞”说是陈望道的创见，他把口语和白话文也纳入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限于修辞现象，还应包括修辞观念。
他还提出了修辞的最高原则――体制情景说。我们认为这是贯穿《发凡》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陈望道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盛林等说：“‘题旨情境说’是提倡在言语交际中、在复杂的预警下考察语言的好坏、考察修辞效果的好坏，是一种辨证的修辞观，一种动态的修辞原则。”[4]这是陈望道对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具有一定的理论超前性，比西方的语境说还要略早一些。
另外，他还论及了修辞研究的范围，有时侧重于表达，有时还侧重于理解(接受)，有时又涉及言语交际全过程。由此可见，他不仅从表达者的角度，考虑到理解的重要，而且又从理解者的角度，论读听的重要和怎样理解，强调了言语交际两端中，说写者和听读者的重要及两者互相作用和依存的互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廷虎、赵毅[5]这样评价道：“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并不止一次地从理论上阐述听读者在修辞中的重要性的学者”，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陈望道先生对修辞学的杰出贡献之一。
（三）陈望道关于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
陈望道在《发凡》中，阐述了有关修辞史研究的重要观点，这在我国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因为此前还无人有如此集中而鲜明的表述。首先，《修辞学发凡》在“说语辞的梗概”中专列一节论述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修辞史由古及今的演变大势。其次《发凡》立专篇论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集中提出了“修辞现象的发展观”。其中如“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等，均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新加坡籍华人郑子瑜教授给了《发凡》很高的评价：“我要从古籍中那些文论、随笔、杂记、诗话、经解之类的著作去找修辞学史的资料，必须先要弄清楚修辞学的范围，这可以不必费力，因为我们有现成的修辞学经典作依据。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不是经典是什么?半个世纪以来，谈修辞学的……，几乎没有一个不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依据。”[6]
（四）建立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系统。
他把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虽然这一学说的提出并不是陈望道的发明创造，但是他的理论是最为完善、最有影响力的。我们一提到两大分野说时，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陈望道先生，其实，他在《发凡》里并没有专门解释“消极”“积极”这两个词的含义，但他从修辞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这两种修辞现象的内容和界说。第三篇主要是引出“两大分野”说，简要的介绍了它们的概观，然后用了五个篇幅，详细的分别的介绍了两大分野的内容。他先用力最勤，研究得最深入透彻，成就也最为突出的部分是积极修辞，在这一部分，他用了四个篇幅详细阐明了积极修辞的内容以及它与消极修辞的不同所在。特别是对于辞格的分类和研究。他将辞格分为四大类，进而有在此基础上分为38小类。比以往的修辞学说理论更全面更透彻，充分展示了修辞理论的“丰富多彩”，他还批评了过去把积极修辞看作是修辞现象全部的片面看法，指出“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仅仅是语辞的修饰，更不应该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这种见解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但在当时想必一定是非同凡响的。
这种完备的修辞学系统的阐述，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修辞学在此基础上也不断发展而更加完善。
此外，陈望道提倡要做“古今中外派”，即“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7]在强调“继承性研究”的同时，他还强调“创造性研究”，强调在“认清对象”的基础上“探求规律”，要“有所创造和发现。”（同[7]）正是由于陈望道准确地把握了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从而能提出新见解，开拓新思路。
综上所述，《发凡》的成就功不可没。世人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如“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8]“它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9]“在中国，《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这一“巨著”是“千古不朽的”；陈望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10]“《发凡》早已成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和修辞学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结论后来为全国的修辞学研究者所接受。”[11]这些评价，都是实事求是的。
凡事物都有两面性，因此，我们说《发凡》的成就是非凡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瑕疵。有不足才会有前进、发展的动力，事物不断发展，更新，有更高的成就从而才会有更先进更完善的理论，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在。
二
正如著名修辞学家、首都师大张炼强教授在他的报告[12]中说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对于中国现代修辞学科学形态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不足，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凡》只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端，不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终结。发展正未有穷期。而陈望道自己也说：“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