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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春秋 這一政策在湖北、陝西均得到貫徹，樊增祥說：『今之少年，稍獵洋書，輒拾報章余唾，生造字眼，取古今從不連屬之字，鬮合為文。實則西儒何曾有此，不過繹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進無知，以為文中著此等新語，即是識時務之俊傑。於是通場之中，人人如此；畢生所作，篇篇如此。』針對這一傾向，『去年鄂闈，端中丞詳加戒諭，如改良、起點、反影、特色之屬，概不准闌入卷端』。同年陝西『大學堂稽課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蠻字，經本司嚴批痛斥。近南鄭稟牘，用起點字，又經撫憲切責』。然似未能扭轉風氣，次年陝西學律館一游姓令即在其課卷中『自鳴得意，以起點二字示其學有本原』。樊氏以為此實『吾輩之恥』，『誓以天帚掃此垢污』；並警告說，『以後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奮筆詳參，決無寬貸』。有意思的是，此卷雖被樊氏『特置榜末示儆』，卻曾是『幕友原取第一』，可見當時不少人確以此為『學有本原』而識時務（註：樊增祥：【批學律館游令課卷】，【樊山政書】卷6，24-25頁。按此『鄂闈』若為鄉試，端方任鄂撫在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鄉試僅光緒二十九年一次，是此文應作於光緒三十年。）。
民間的國粹學派觀察到同樣的現象，不過鄧實起初認為詩文比名詞更重要。與其他人一樣，鄧實也承認中國『凡百政法藝術，其不如歐美信矣。若夫詩歌之美，文藻之長，則實優勝之。此其特異之性質，固自其土地山川風俗民質歷史政教所陶鑄而來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質，則國失其精神，而國非其國，凡百作為，舉無幸焉。能獨立而保存之，則異族之能亡者，不過亡吾國之名詞，其立國之精神固未嘗亡也。精神不亡，則國魂必有復甦之一日。』（註：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癸卯政藝叢書・政學文編卷七】，175頁。）鄧實此文用了不少學部【綱要】不欣賞的新名詞（『國魂』即其一），多少也有些『文字務求怪異』的意味，然其關懷和憂慮，卻與學部相當接近。
這裡其實還隱伏着中國傳統學問的內在差異，鄧實生長於上海，青年時返廣東從簡朝亮學；以乾嘉樸學之正統言，其受學大體已在『禮失求諸野』的範圍內，所以他能認為『文藻』重於『名詞』。對希望由訓詁以見道的正宗清代漢學家說來，恐怕『名詞』遠更重要。不過，在西潮衝擊之下，所有中學的派別門類在一定程度上漸成同盟（此過程甚長，直到北伐乃至『九一八』之後才最終確立，詳另文），且『語言文字』這一清季開始流行的詞彙也具有兼容『文藻』與『名詞』（及其所代表的兩派）之功能，故『文體』得以成為不同學術背景的士人之共同關注點。
到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其【略例】即曰：『本報撰述，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務求淵懿精實，一洗今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註：【國粹學報】1年1期。）明確將『東瀛文體』作為該刊打擊的對象，此後這一宗旨成為該刊一個特色，類似的言論時常可見。頗受【國粹學報】影響的青年錢玄同在1906年便認為『東洋文體粗率之書實不足觀，且亦無甚道理』（註：錢玄同日記，1906年3月29日，轉引自楊天石【振興中國文化的曲折尋求――論辛亥前後至『五四』時期的錢玄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等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990頁。）。
四川總督錫良和學政鄭沅注意到，因『風會所趨，少年學子，本原未裕，競思捷獲，掇拾一二外國名詞，自命新學，蔑視經史；而有識之徒，或發憤為保存國粹之說。昔也漢宋，今也新舊，疊成聚訟』（註：四川總督錫良、學政鄭沅：『添設致用學堂以廣儒效而豫師資折』，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四，【光緒朝硃批奏摺】105輯，中華書局，1985年，731頁。本條資料承徐躍先生提供，謹此致謝。）。不久高鳳謙也觀察到，『今之言保存國粹者，大抵有積極消極二主義。其持消極主義者，曰禁用新名詞以絕莠言也；其持積極主義者，曰設立存古學堂以保舊學也』（註：本段與下兩段引文，見高鳳謙【論保存國粹】，載【教育雜誌】1年7期（宣統元年六月），547-548頁。）。雙方所看到的現象是一致的，然對這一新舊之爭的態度卻不甚同。
錫良和鄭沅主張通過讀經來保存國粹，然亦不排斥新學。而高氏更主張，『今之所謂新名詞，大抵出於翻譯，或徑用東鄰之成語，其I格不通者，誠不可勝數』，但又不能一切摒棄不用。世界既然不斷變遷，新事物就不斷出現，『後起之事物既為古之所無，勢不能無以名之；此正新名詞之所由起，固不必來自外國而始得謂之新也』。其實『新舊二字，本對待之詞，其界說孰能從而畫之』？從十三經到【康熙字典】，所用之字從五千餘發展到四萬餘，後之所增者皆經傳未見之『新』字，歷代都在使用。而且，像『可汗』這樣的外來名詞也早已為文人所習見。『世界交通，文明互換，外來之事物苟有益於我國者，既不能拒絕之』，又何必『計較於區區之名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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