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講壇 誠如陳寅恪所指出，『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①]。清季民初，『國學』、『國故』、『國故學』三詞曾經一度並行於世，給人們造成了相當混亂。因此，從它們各自緣起和產生語境入手，疏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國學』的由來與涵義
『國學』一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宗伯・樂師】言：『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②]【禮記・學記】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③]由此可見，『國學』在中國古代，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太學相當，二者往往互訓。
而近代意義上的『國學』，語義則發生了不小的轉變。究其來源，20世紀20年代即有論者推斷其為舶來品。何炳松曾追尋『國學』二字『從何而來』，但『在中國書中總是查考不出他的來歷』，於是他估計『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譯出來的』，即『支那學（Sinology）』[④]。汪震、王正己也說：『國學這個觀念，大約產自外國，英文為Sinology，意為中國的學問。日本有「支那學」。』[⑤]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顧時，更具體闡釋說：『「國學」這一名詞，並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十九世紀西學東漸以後，有些士大夫（精神上的遺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謂「忠貞之士」）只怕「國粹」給歐風美雨吹掉了，乃要緊緊地保存起來，稱之為「國學」（日本人稱之為支那學，歐美人稱之為漢學）。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他們就在那兒提倡「國學」了。』[⑥]由此看來，在此問題上，近代中國知識界幾乎達成了普遍共識。但這種追溯似僅是就『國學』這門學問的起源而言，並未對這一詞彙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實來歷細加考辨。
頗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國學』的涵義也經歷過從傳統向近代的轉變。據竹內理三等編【日本歷史辭典】載，日本古代的『國學』乃相對於中央的大學而言，指各國設置的郡司子弟學校，主要傳授儒學和醫學，在平安後期衰落[⑦]。兩相參照，除級別稍異之外，中日兩國這一概念的古代涵義十分接近，顯系日本攝取自中國。不過，日本近代之『國學』與此則名同實異，它指的是江戶時代興起的一門學問，主要是對日本的古代典籍進行文獻學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揚日本文化的獨特性，由於其旨在與西學、漢學相區別，故以『國學』為名，又稱和學、皇學或古學[⑧]。對於異域學界這一動向，較早的介紹者當是黃遵憲。1887年，他在【日本國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為國學者』[⑨]。
目前所知，國人中最先將近代意義的『國學』一詞用於中國者乃梁啓超。1902年秋，他曾經以創辦【國學報】的計劃，商諸於黃遵憲，並且商請黃氏『分任其事』[⑩]。如果說梁氏此番提及『國學』，還僅是作為一個正在醞釀的計劃偶見於私人信函；那麼，他在數月後所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則屢屢徑直稱之：『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11]或許是作為回應，1903年2月，【新民叢報】刊登了【遊學生與國學】一文，呼籲在會館內設立『國學圖書館』，以滿足留學生研究國學之需要[12]。鄧實則更在【政藝通報】上發表了【國學保存論】[13]，對『國學』一詞做出了近代意義上的闡釋，並於1905年初，在上海創立了國學保存會，公開標舉『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14]。1905年，江起鵬在【國學講義】一書中亦呼籲道：『研究國學，其亦學者所有事焉』[15]。至於國學巨擘章太炎，也於1906年9月，在東京發起了『國學講習會』，不久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國學振起社。
由此可見，誠如有的論者所觀察，『「國學」之名，始自何人，今已無考，然最早出現於光緒末年，可斷言也』[16]。確實，從它見諸報端的頻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關團體的紛紛建立來看，到20世紀初，『國學』一詞已基本實現了語義的轉換，並被國人普遍接受和使用。
不過，因『「國學」一名，前既無承』，純屬舶來轉借，故『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17]，以至於『此二字雖日日騰於人口，而究之其確詁何若，則幾於無人能言之』[18]。陳獨秀就質問道：『國學是什麼，我們實在不太明白。當今所謂國學大家，胡適之所長是哲學史，章太炎所長是歷史和文字音韻學，羅叔蘊所長是金石考古學，王靜庵所長是文學。除這些學問外，我們實在不明白什麼是國學？』他由是斷言，『國學』這一名詞，『就是再審訂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學」本是含混糊塗不成一個名詞』[19]。朱自清也嚴厲批評說：『我想「國學」這個名字，實在太含混，絕不便於實際的應用。』[20]曹聚仁則更是因此提出了『轟國學』的主張，他說：『國學無確定之界說，無確定之範圍，籠統不着邊際，人乃得盜竊而比附之。故為澄清學術界空氣計，不能不轟國學。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徵。……如之何其可不轟耶？』[21]此外，何炳松也號召大家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他說：『國學兩個字的意義，我總覺得它廣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國學」是什麼?現在誰能下一個合理的定義？』[22]
儘管如此，自清末發端，到民初風行，仍不斷有人嘗試對『國學』一詞的內涵外延做出各種詮釋。概言之，大致可分為廣、狹兩義。
狹義者，多有所別擇。如鄧實曰：『夫國學者，別乎君學而言之。』這便將『國學』與『君學』區分開來[23]。汪震、王正己則說：『國學為中國固有之學問，蓋指我國歐學東來以前之學也。』[24]這顯然是將『國學』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葉西學東漸之前。而柳詒徵也認為：『予對國學之界說，必非佛學及洋學，……須從古先聖賢，未受佛學洋學之薰染時講清，而又包括後來之漢學、宋學，以及今世所講政治、經濟、財政、社會、教育等，始可言國學。』[25]這種界說一方面雖然將『今世』之學列入，可另一方面卻又斥佛學於其外。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乃今之學者，或以國學為單指中華民族之結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國學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吳文祺)，還有以史學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如章學誠、章太炎等)，以及誤認國學為單指國文(其人甚多不易枚舉)與中國文學的(海上一般大學多以中國文學係為國學系)』[26]。當時的狹義詮釋確實可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側重史學者如顧頡剛，便強調『國學』也就是歷史，『是中國的歷史，是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27]。至於注重國文者，則也不遑多讓，紛紛逕稱『國學者，國文學而已』[28]。
與此同時，更多的學人和團體則是從廣義的視角來理解『國學』。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國學講習會，所講的主要是『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跡之可為法式者』[29]。【民報】之『國學振起社廣告』且云：『本社為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其內容共分六種：（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30]授課的內容幾乎涵蓋了所有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之一種專門知識者屬之。』[31]而清華【研究院章程】也規定：『先設國學一科，其內容約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32]。研究院主任吳宓還解釋說：『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33]，他後來更是闡明：『今宓曉以本院所謂國學，乃取廣義，舉凡科學之方法，西人治漢學之成績，亦皆在國學正當之範圍以內，故如方言學、人種學、梵文等，悉國學也。』[34]這些廣義的界定，無疑大大擴充了『國學』的堂廡。
除以上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學研究機構之外，當時眾多學人也持廣義的看法。胡樸安便說：『國學二字，作如何解釋？即別於國外輸入之學問而言，凡屬於中國固有之學問範圍以內者，皆曰國學。』[35]鄭奠也以為：『愚謂國學之范至廣，凡域內固有之學，無間於心與物皆隸焉。』[36]蔡尚思則有感於諸多的狹義觀點『皆僅得其一體，而尚未得其大全』，遂強調指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既然叫做中國的學術，那就無所不包了。既然無所不包，那就無所偏畸了。……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範圍外。』[37]
總之，在近代中國，關於『國學』的定義，始終是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以至有論者指出『「國學」其實並未能確立自身的學術典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而已』[38]。不過，從近代『國學』一詞在日本肇始的本義和梁啓超的轉借義來看，應當承認它最初得名，正在於力圖彰顯本國固有學術、與外來文化相區別。梁氏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便屢以『國學』一詞，與所謂『新學』、『外學』相對舉。所以究其近代涵義，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這一點應當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正式開辦時就曾明確聲明：『本學門設立宗旨，即在整理舊學。』[39]南京高師【史地學報】在介紹北大【國學季刊】時也表示：『國學之為名，本難確定其義。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國學。』[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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