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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聯合早報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並把此作為黨的基本路線。這一概念的提出明確了中國改革的方向，在此方向下，中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此後，中國所有的進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概念密切相關。但是今天這一概念似乎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人們開始質疑這一概念，越來越多的人把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切負面結果都歸咎於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同時，在外界看來，執政黨的改革正在失去方向。
人們所說的眾多嚴峻的社會問題是存在的，它們已經嚴重威脅到市場經濟的改革。那麼，為什麼市場經濟在給中國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同樣巨大的社會問題呢？歸根到底，這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失衡的結果，也就是經濟和社會失衡的結果。
經濟和社會要協調發展的道理誰都懂，但很難在實際政策上表現出來並實施下去。西方早期也出現這種情況，光有經濟發展，沒有社會建設。但在工人階級運動興起之後，統治階級面臨挑戰，西方各國政府轉向社會改革，努力建立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當然，這些社會制度的建設不是短時期內完成，而是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即使在發達國家，例如美國，這一過程還沒有完成。但不管怎樣，這些屬於基本國家制度的社會制度的確立不僅挽救了西方資本主義，而且也為西方可持續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制度，西方如何能夠建設消費社會。在亞洲，較之西方先發達國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政府在社會制度建設過程中扮演了一個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從而避免了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不僅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還為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打下了社會基礎。
經改和社改嚴重不平衡
那麼，中國的情況如何呢？一句話，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嚴重不平衡。在很長的時間裡，在各級政府官員當中，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橫行。以GDP數據為標準的經濟增長被賦予最高的政策重要性。直到今天，中國仍然面臨基本經濟建設投資過度，而社會投資嚴重不足。這剛好和西方形成了對比。在歐洲，因為福利國家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投資導向社會領域，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但中國的大量投入都在經濟領域，大橋、高速公路、鐵路、碼頭等等。當然，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早期，這些投資非常重要。沒有對基礎設施的投入，經濟很難得到發展。問題在於，近年來，這些領域已經過度投資。橋梁拆了造，造了又拆。GDP是有了，但不僅造成巨大的浪費和巨大的腐敗，而且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毫無益處。
實際上，在很長時間裡，在中國的改革者那裡，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不分，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分。這已經造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保護社會的嚴重後果。最嚴重的後果就是通過破壞社會來產生GDP。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領域在很多國家都是視為社會領域，在這些領域的投資有很多限制，政府是這些領域的投資主體，即社會性投資。但在中國，這些領域在不同的時候都被視為是經濟領域，因此在這些社會領域經濟政策泛濫。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醫療部門率先引入經濟政策，醫院成為暴富領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為了對付危機，就出現了教育的產業化。儘管政府從來沒有正式提出教育產業化，但實際上中國的教育從此之後走上了激進的產業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經濟政策導入了另外一個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即房地產。改革、發展、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所追求的良性發展道路。但現在的情況是，發展越快，社會越不穩定。為什麼？主要原因在於各級政府是通過破壞這些社會領域而追求發展的。在任何國家，如果醫院、教育和房地產等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領域成為暴富的領域，這個社會肯定是不會穩定的。
但應當指出的，這些社會領域不應當引入經濟政策並不是說，這些領域完全排斥市場。在很多國家，市場機制也被應用到這些社會領域，主要原因是為了避免這些公共領域的過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效率。公共部門的市場機制和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應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必須加以分清楚。
在社會領域過分市場化的同時經濟領域則缺少市場化。經濟領域應當充分市場化，應當充分資本主義化。效率、生產力應當是經濟領域的主題。但在中國並沒有發生，尤其在國有企業領域。西方新自由主義來到中國之後，『走錯』了地方。在西方，新自由主義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首相期間，他們曾經努力把公共部門（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進行私有化。不過，他們沒有成功，因為他們遇到了民主政治的強烈抵抗。但在中國，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國有企業的強大抵抗。直到現在為止，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但是，新自由主義順利進入社會領域，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制度自然解體，因為它們已經不適應新環境的需要。這些體制大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符合當時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當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過，原來的體制很難適應市場經濟條件。實際上，市場體制一出現，原先的體制的解體成為不可避免。也需要說明的是，計劃經濟下的社會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非常之少，並且在不同社會群體中，這些服務也不是公平分配的。因此，通過社會改革重建這些體制是唯一的選擇。但是，改革者不僅對社會建設強調不夠，反而容許甚至鼓勵社會領域的高度市場化。這就導致了一些列的社會問題。今天我們所體驗到的社會問題和缺失社會制度建設有很大的關聯。
社會建設是『分蛋糕』？
要保護社會，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等方面的制度都有待於建設。但一些官員把社會建設僅僅視為是『分蛋糕』，以為經濟發展是做蛋糕，而社會建設是分蛋糕。這種政策意向很受一些人歡迎。但如果僅僅是分蛋糕，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變得不可持續。做不好，就會重複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政策。實際上，社會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繼續把蛋糕做大的基礎上，更公平地分好蛋糕，也就是說，是為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尋找新的動力。
為什麼社會改革可以保障可持續經濟發展？這裡主要表現為要建立一個內需社會。中國的開放政策造就了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即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表明，出口導向型經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經濟變動的影響。很多年來，中國一直面臨西方的壓力，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鑑於中國的規模，中國消費什麼，生產什麼，都會對世界經濟帶來很大的影響。這些年，中國主要的出口市場西方開始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儘管不喜歡，但這遠遠超出了中國的控制範圍。從前，總是發達國家提倡貿易自由，發展中國家搞貿易保護主義。現在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國儘管還是一個人均GDP非常低的國家，但已經成為了貿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國。由於現行國際貿易體制是西方建立的，儘管中國選擇加入和接軌，但對體制的影響力還是非常有限。因此，每當面臨來自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感到力不從心。也就是說，一個高度依賴於外貿的經濟體，可持續發展是非常成問題的。
中國需要建立一個消費社會，依靠內部的動力來達到可持續發展。但一個消費社會是需要社會制度基礎的。西方之所以能夠成為消費社會，這不僅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過社會改革而得以建設起來的社會制度，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在中國，消費社會沒有能夠建立起來，在早期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的消費水平非常低。但現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會制度。中國人不是不會消費、不想消費，而是不能消費。在沒有社會政策的條件下，看病需要錢、上學需要錢。中國人是完全無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確立了一整套社會政策之後，中國的消費社會才會有希望。
建設消費社會除了可以達到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目標外，還可以希望帶來其它方面的積極效果。首先，有利於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中國目前的狀態是收入差異過大，社會過度分化。這導致了少部分人的過度消費與大多數人的消費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費社會，首先就必須做到收入的相對公平。這就要求政府和社會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機制。只有當大部分人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候，中國才有可能成為消費社會。實際上，因為缺失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中國本來就不是很大的中產階級正在面臨危險。當中產階級是『房奴』和『孩奴』時，這個中產階級就沒有制度的保障。沒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產階級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貧窮階層了。其次，消費社會的建設因此能夠達成基本的社會公平，消除很多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再次，鼓勵經濟通過創新、尤其是科學技術的創新而得以可持續發展。現在中國勞動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資本家或者企業主主要通過壓低勞動者收入（還包括便宜的土地）來獲利。要建立消費社會，就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這就會給資方帶來壓力，造就創新的壓力。如果沒有任何壓力，資方就沒有動力來進行創新。此外，消費社會建設也可以減少外國壓力和實現中國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國成為消費社會，出口的壓力自然就減少。同時，消費社會表明外在世界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就如當今的中國依賴西方社會一樣。消費社會也會有外在的壓力，但屆時的主動權則在中國，正如當今的主動權在西方一樣。
應把重點放在規制經濟和社會
社會建設很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在進行社會建設的過程中，更需要防止把社會政策應用到經濟領域。鄧小平的時候，中國有『防左』和『防右』的說法。鄧小平也強調過，『防左』比『防右』更重要。這是很有道理的。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實踐，中國的『左派』根深蒂固。『左派』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過分強調政府在經濟過程的作用。因為社會改革要求政府扮演一個極其重要甚至是主要角色，一些人就認為政府在經濟領域也要如此。中國的改革者已經錯誤地把經濟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如果現在把社會政策應用到經濟領域，也會同樣犯一次錯誤。
實際上，從長遠來看，政府最終要儘可能脫離直接經濟活動，而把重點轉移到對經濟和社會的規制。因為存在着很大一個國有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政府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會繼續扮演重要的經濟角色。不過，政府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規制型政府，就是要從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轉型到對經濟活動進行間接的規制。在政府本身還是直接的經濟活動者的時候，規制政府很難確立，因為規制往往演變成『左手規制右手』的局面。如同世界經濟史所標明的，政府和經濟的分離是規制型政府的制度條件。本欄曾經強調過，要把中國的國有部門置於『籠子』之內，為其設定邊界。如中國經典經濟文獻【鹽鐵論】所強調的，國家的經濟壟斷主要是在絕少數幾個領域，如國防、國家安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防止和應付重大的災難等等。只有等到政府從大部分經濟活動中退出來，交給社會的時候，政府才可以避免『與民爭利』的情況。而這一點，也是保護社會的前提條件。社會一旦失去自我保護能力，權力和資本必然大舉侵入，從而使得權力和社會、資本和社會失衡。政府如何賦權於社會？如何實現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平衡？這就是當下中國政府正在積極進行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主要內容。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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