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因可預防、可治療的疾病而身亡，特別是在貧窮國家。很多時候，救命的藥物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大量生產，但售價卻讓需要它的人可望而不可及。更有許多人的死僅僅是因為缺少治療或疫苗，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世界所有的寶貴研究人才和有限資源僅有很小部分是用在窮人疾病上。
這情況反映了經濟學和法律急需得到矯正，但矯正卻失效了。好消息是改變的機會現在已出現，其中最有希望帶來成效的是一項由世界衛生組織牽頭的國際計劃，計劃將開始解決造成廉價藥品的開發和供應受限制的知識產權制度漏洞。
目前，藥品不能更普及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是藥品非常昂貴；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藥品的要價太高，雖然生產成本其實很低。其次是藥品開發的着眼點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社會效益最大化，這使藥品開發偏離創造對人類福利至關重要的藥物。因為窮人根本沒有多少錢可花，所以製藥公司根本沒什麼誘因研究窮人所患的疾病。
事情本不必如此。製藥公司指為了給研發提供資金，要價高是必要的。然而，在美國，大部分同醫療相關的研發活動的實際出資者卻是政府――或是通過公共支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等）直接提供資金；或是通過公共部門採購藥品，如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間接提供資金。即使是不能獲得政府資助的部分也不是傳統市場；大多數人的處方藥支出都能獲得保險賠付。
政府之所以為醫療研究提供資金，是因為更好的藥品是一種公共品。研究帶來的知識能防止傳染病、減輕普遍疾病對經濟和人身的傷害，讓每個人都受益。要獲得高效，就必須廣泛的分享研究所取得的任何進展。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將知識比作蠟燭：用一根蠟燭點燃另一根蠟燭，並不會減弱前一根蠟燭的光輝。相反的，這樣做能讓一切變得更亮。
專利制度利與弊
但是，在美國及世界大部分地區，藥品價格依然高得離譜，知識的傳播也受到嚴格的制約。這是因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專利制度，讓創新者對所創之物享有暫時壟斷權，這促使創新者對知識敝帚自珍，唯恐助了競爭者一臂之力。
這個制度讓創新有利可圖，確實為某些類型的研究提供了激勵；但製藥公司也得以坐地起價，激勵因此並不一定能夠帶來社會回報。在醫療領域，致力於研究仿製藥品可能比開發一種確實有效的療法更有利可圖。專利制度甚至可能對創新造成反作用，因為研究的最重要的投入是領先的想法，而專利制度卻鼓勵彼此保密。
高價格和研究方向偏差問題的解決之道是用政府獎勵基金代替現有模式。在獎勵制度下，創新者將因新知識而獲得獎賞，但不再保有使用新知識的壟斷權。這樣一來，競爭性市場的力量將能確保研發出來的新藥品，能以最低的價格（而不是大大膨脹的壟斷價）推出市場讓病患受惠。
幸運的是，一些美國立法委員已對這一方式顯示了濃厚興趣。由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愛之病毒／愛之病獎勵基金法（Prize Fund for HIV/AIDS Act）只是一個開始。桑德斯的法案也包括了一個旨在鼓勵開源研究的重要部分，這將促使現有研究模式從保密轉向共享。
但是，從全球角度看，我們的創新制度還需要做出更大的改革。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國際層面的廣泛改革的努力非常關鍵。組織在今年春天公佈的一份報告中，也建議了類似桑德斯法案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只不過其方案是全球性的。
有一點很重要，這份題為【用研發滿足發展中國家的衛生需要】（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eet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建議一個完整的方法，包括供發展中國家進行醫療研究的來自政府的強制性資助；優先醫療項目與其實施的國際合作；及監測那裏的需求最緊迫的全球觀察組。在5月底，國際社會將有機會在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開始把這些想法付諸實施――這將是為世界公共衛生帶來希望的時刻。
改革我們的創新制度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個事關生死的大問題。因此，將研發激勵與藥品價格脫鈎、鼓勵更多的科學知識分享至關重要。
對美國來說，桑德斯法案是項重大進步。對全世界來說，世衛組織的建議可以說是改善長期存在的醫療不平等惡疾的千載難逢良機。從更廣的角度來看，也是設立有利全球化時代的全球公共品治理模式的良機。我們決不能坐視這個機會溜走。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英文原題：A Breakthrough Opportunity for Glob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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