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根據定義，結構性改變是具創新性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複製高收入國家的結構性變化來受益。根據成功國家的經驗，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有可能維持8％的年增長率（或更高）長達數十年，並在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裡成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國家。關鍵是要有正確的政策框架，讓私營企業可以配合國家的相對優勢，在結構性變化的過程中享有後來者的優勢。
在工業革命前，世界各國人均收入相當。但工業革命後，各國命運急速改變，一些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政治和經濟上迅速統治世界。近些年――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形勢再次改變已經很清楚了。在2000年前，七大工業國（G7）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國和一些大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世界增長的領頭羊。
然而，儘管人們在談論亞洲的崛起，在過去幾十年中，只有少數的東亞經濟體實現了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轉變。此外，從1950至2008年間，世界上只有28個經濟體――其中只有12個非西方經濟體――能夠以10個百分點或者更快的速度縮小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與此同時，150多個國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狀態中。縮小與高收入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依然是世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二戰後的後殖民時期，主流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結構主義模式（structuralism）：目標是把貧困國家的產業結構改變得與高收入國家的相似。一般上，結構主義者會建議政府採取進口替代戰略，通過公共部門的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我稱這為『發展經濟學1.0』。採用這種方式的國家，取得了初期的投資導向型成功，緊隨其後的卻是重複的危機和停滯。
接着，對發展的觀點轉變成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私有化、自由化及穩定化把發達國家已建立起來的理想化市場體系推介到發展中國家，我稱這為『發展經濟學2.0』。華盛頓共識改革的結果最多也只能說是具爭議性，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將20世紀80、90年代描述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失去的數十年』。
鑑於發展中國家持續貧困，雙邊捐助者和全球發展群體越來越關注教育和衛生項目，這既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因，也是為了帶來經濟增長。但是提供這些協助的程序卻不盡人意，所以焦點轉移到促進這些項目的績效。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等麻省理工學院貧窮行動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率先對此進行了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sed controlled experiments）。
我稱這為『發展經濟學2.5』。從北非的經驗來看，人們的教育程度在舊體制下大幅提高，但這卻沒能促進經濟發展，也沒能給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因此，這種發展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懷疑。
實現了快速增長和工業化的東亞及其他經濟體，並沒有採取進口替代策略。相反的，它們追求出口導向型增長。同樣的，毛里求斯、中國和越南並沒有實施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謂的『休克療法』），他們選擇了一種雙軌漸進的方式（但根據各種管理指標卻一直表現很差）。
按教育、衛生、緩解貧困和其他人類發展指標來看，這兩組國家都取得了巨大進展。他們都沒有使用隨機控制實驗來設計他們的社會或經濟項目。
如今，我們需要的是『發展經濟學3.0』。我認為，從了解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到促使其改變的過程如同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要記住，亞當斯密將其巨著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同樣的，發展經濟學應該建立在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上，也就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化的研究。
迄今為止，發展經濟學的主要關注，是發展中國家所欠缺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發達國家表現較好的方面（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從人道主義立場來看很重要，但卻不直接導致結構性變化的領域（衛生和教育）。
在【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一書中，我建議根據發展中國家所具備的先天條件，將焦點轉向它們可以有良好表現的領域（它們的相對優勢）。讓有力的結構性變化從那裡開始，成功將進一步孕育成功。
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一個國家的最佳產業結構――所有的產業都符合國家的相對優勢並在國內與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是由它的先天結構決定的。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需要激勵國內的企業，讓它們的投資選擇與國家的競爭優勢相互一致。
如果國家的企業能夠這樣做，那其經濟將會具有競爭力，資本將會迅速積累，先天結構將會改變，有相對競爭優勢的領域將會轉化，經濟也會需要提升其產業結構到一個相對較高水平的資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產業升級和經濟多元化需要先行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資渠道的提升及其他各種改變，其中很多都超出了先行者的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足夠的獎勵措施來鼓勵先行者，而且應該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必要的改進措施或協調公司在那些領域的投資。
根據定義，結構性改變是具創新性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複製高收入國家的結構性變化來受益。根據成功國家的經驗，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有可能維持8％的年增長率（或更高）長達數十年，並在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裡成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國家。關鍵是要有正確的政策框架，讓私營企業可以配合國家的相對優勢，在結構性變化的過程中享有後來者的優勢。
作者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教授。
英文原題：Developmen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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