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在四年前金融危机处于谷底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相信强健的增长已让它们的经济与西方及西方持续的问题几乎“脱钩”了。但如今，随着欧元区的摇摇欲坠和美国复苏的疲软，亚洲也出现了步履蹒跚的迹象。
一些亚洲政治人物会很自然地将任何增长疲软的责任归咎于西方。但他们在采取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及争取经济机会上的失败――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让亚洲地区陷入日益艰难的处境上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
就拿印度来说吧。根据预测机构国际市场评估（International Market Assessment，简称IMA）的说法，“资本流枯竭……所反映的并不是全球经济状况”，而是投资者信心缺失，其主要原因是财政管理失当导致的“价格不稳定、投资下降和最终出现的……增长下降”。由于“政府没有作为”，IMA的结论是“印度正快速失去方向”。
印度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忧。食品价格通胀达到了两位数，人们对有多大比例的印度人生活在贫穷线下及应该把贫困线定在什么水平争论不休。官方统计采用平均日收入32卢比（0.57美元）作为一般穷人和极端贫穷的人的分界线。
印度政府并没有着手解决当今印度社会的核心难题――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反而当起了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它号称要采取大手笔改革，但改革方案墨迹未干就被否决了。更糟糕的是，日渐严重的官员贪污腐败正侵蚀私人领域的活力。
但碰到问题的不只是印度。中国也在担心增长放缓和工资膨胀。中国央行为此采取了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的应对措施，因此出现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对维持出口也有所帮助。但中国上半年的进口量基本持平，显示中资企业并未投资于新设备――中国经济可能不久就会陷入低迷。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印度截然相反，但两国在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上却有非常相似之处。两国都采取了下放决策的改革――中国在1980年代，印度则在1990年代，并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印度的民主制度让它不得不走上下放政治决策的道路，但许多经济决策权力仍掌握在新德里僵硬的官僚体制中，阻挠了经济增长。相反的，中国实现了经济权力的下放，但保留了中央政治集权。经济管理责任大体上被转移到省级领导手中，而这导致了中国自身的失衡问题。
最危险问题存在于治理中
因此，在中国为了维持增长被迫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时，印度却继续依赖内部投资、服务和原材料出口、及较低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来维持增长势头。但其最危险的问题存在于治理中。中国也是如此，薄熙来丑闻便暴露了它自我标榜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背后的问题。
其他亚洲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也日趋严重。在越南，通胀率徘徊在20%或更高的水平，政府对于采取进一步改革似乎并不热衷。泰国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让其经济陷入停滞；随着财政部长穆里亚尼（Sri Mulyani）的离职，进入第二个任期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的改革热情也消失了；而日本看起来要继续在了无生气中挣扎。
欧洲的萎靡及由此产生的民粹主义政治的抬头显示，亚洲政府不能把增长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牛津大学教授帕夫罗斯（Pavlos Eleftheriadis）最近对希腊选民“对不诚实的领导人所造成的问题感到怒不可遏”的评论，值得亚洲领导人深思。据帕夫罗斯说，希腊税务官如今正面对挥动着牛鞭的公民。这听起来与印度何其相像。
亚洲不乏维持和刺激增长的创新构思。最近，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决定就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这三个国家分别是世界第2、第3和第12大经济体，因此这一想法不可谓不大胆。然而，要亚洲两大民主国家与中国达成协议，可能会比最终失败的世贸谈判多哈回合来得困难。
但印度却不在任何这些构思内。事实上，随着缅甸对外开放经济，印度应该一马当先寻求刺激南亚增长和经济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把其邻国固定在区域内。然而，印度总理曼莫汉星最近访问缅甸时，并没有拿出一般投资项目以外的计划。大胆地提出与孟加拉国的合作也能给增长带来强大的效应，但在这方面印度也一直没有任何作为。
主要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经面对难题，因此，欧元崩溃会对亚洲造成严重冲击。在这一幕发生之前，各国政府必须抓住政策主动权，强化全球金融市场对亚洲抵御西方灾难的能力的信心。
作者Jaswant Singh是印度前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英文原题：The Ill Wind from the West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联合早报网》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