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 沙希德・賈韋德・博基
巴基斯坦正同時經歷三大轉型。這些轉型如何發展不僅事關巴基斯坦人自身，還將影響到大部分的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讓大中東地區的許多政府被取代的情況下。
大多數穆斯林國家都曾長期被獨裁者統治，這些人要麼直接從軍隊崛起，要麼背後有強大的軍方支持。從前的埃及、利比亞，也門和敘利亞都是如此。當然，巴基斯坦也不例外。
穆斯林國家政治的去軍事化
阿拉伯之春使這種統治的虛假合法性喪失殆盡。但在巴基斯坦，軍隊統治的去合法化其實在3年前就開始了，而這種變革力量的來源也與阿拉伯之春大同小異――躁動不安且成功動員起來的新中產階級。
數十年前，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在脆弱政府的管制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繁榮並不一定會帶來政治穩定。相反的，在這種情況下的經濟發展可能――而且經常會――導致政治動盪。
這一推論在1990年代的土耳其及2000年代初的巴基斯坦都成了現實，並隨後在阿拉伯世界應驗了。事實上，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是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青年不斷提升的期望――也隨之推動了阿拉伯之春。這種日益高漲的期望在大穆斯林國家隨處可見。
正如亨廷頓所說，當年輕人見證了經濟增長後，他們便開始要求參與同生活各層面相關的決策，而不僅僅是在經濟上而已。但由軍隊支配的政治體系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此，隨着經濟不斷增長，政治的去軍隊化成為所有大軍管穆斯林國家――從印度尼西亞到地中海沿岸――群眾的呼聲。即便是伊朗這個革命衛隊控制了全國經濟約三分之一的國家也受到了影響――2009年的總統選舉在德黑蘭及各大城市引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但去軍事化不止是把將權力和決策從軍隊轉移到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在他們的新書【為何國家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經濟學家達倫・艾瑟莫戈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魯賓遜（James Robinson）認為選舉――即便是自由和公平的――並不一定能使社會從一個『榨取性』（extractive）體制轉型為一個『包容性』（inclusive）體制。事實上，如果控制政治體系的人除了周期性的選舉外並不受到其他限制，那麼榨取國家財富來為精英服務的情況在民主社會也會發生。
巴基斯坦去軍隊化後的政改
這也就是要設定機制來制衡精英階層行為的原因。對這類機制的探索，也在當今的巴基斯坦展開了。
在巴基斯坦，一個失去公信力的軍隊在輿論壓力下放棄了權力，為民選代表創造了政治空間。他們獲得了控制權（即便不能控制軍隊），卻沒有明智地治理國家。這些代表的個人財富與日俱增，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卻停滯不前，低收入群體甚至變得更加貧困。因此。巴基斯坦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結果，巴基斯坦的司法界、媒體和許多公民社會組織，如今不僅致力於抑制軍隊，還要制止新政治體制中的掠奪行為。
日益堅定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三大案件，很有可能把巴基斯坦從去軍事化階段帶到一個可以對掌權者實行有效制衡的體制。
第一個案件是嘗試迫使總理吉拉尼的政府，重開一個瑞士法庭聆聽指控總統扎爾達里洗錢及濫用公共基金的審訊。審訊在扎爾達里當選總統後，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下中止了。
第二個案件則是最高法院要求巴基斯坦軍方情報機構交代數百名，甚至數千名失蹤人士的下落。這些人在情報機構壓制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崛起，或打擊俾路支省（Baluchistan）分裂主義勢力時被拘禁。
第三個案件則重開一名政治人士在幾十年前對控制巴基斯坦的『三駕馬車』――總統、總理以及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的控訴。原告聲稱在1990年的議會選舉中，上述三人心儀的候選人獲得巨額資金幫助他們競選。當時，謝里夫（Nawaz Sharif）的政黨以極大優勢擊敗了貝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的人民黨。
最後，巴基斯坦還在進行一個權力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區域政府的轉型。2010年生效的憲法的第18次修改法案便是為了這一目的。但具體的實施卻被那些傾向於中央高度集權的黨派拖延了。
如果巴基斯坦的政治體系轉型成功，它可能成為其他穆斯林國家實現從榨取性向包容性治理轉型的楷模。土耳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如果巴基斯坦也能向前邁進的話，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去軍事化也不會太遠了。
作者Shahid Javed Burki曾任巴基斯坦財政部長和世界銀行副主席，目前是拉合爾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
英文原題：Healing the Sick Man of South Asia
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2
如果巴基斯坦的政治體系轉型成功，它可能成為其他穆斯林國家實現從榨取性向包容性治理轉型的楷模。土耳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如果巴基斯坦也能向前邁進的話，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去軍事化也不會太遠了。
【聯合早報】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