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 賀凱
審時度勢
自從2009年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以來，美不斷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日前，美國又高調宣布在亞洲建立導彈防禦體系。如何應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對中國的淋漓攻勢，已成為中國能否繼續崛起必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學術界和政策圈主要有兩種聲音。一是強調『冷靜應對，以不變應萬變』，二是主張『主動進攻，尋找軍事盟友』。這兩種意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足以應對美國的軍事攻勢。中國的確應當『冷靜應對』，但如果一味地消極等待和觀察，美國的壓力不會自動消失，反而會鼓勵目前還處於觀望的一些亞洲國家，跳上美國制衡中國的戰車。中國的確應當『積極主動』，但尋求軍事同盟，似乎條件還不成熟。
理論上，軍事聯盟的產生應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軍事盟友間應面對共同的威脅。二是聯盟建立後，其軍事實力應大體與威脅國相當。但是大多數亞太國家並不視美國為安全威脅。亞太國家多多少少地分享着單極世界格局下的『安全紅利』。其次，美國的軍事實力目前是無法抗衡的。雖然美國經濟還未復甦，其軍費開支仍超過世界其他國家軍費的總和。沒有國家願意公開地用建立軍事同盟的方式挑戰美國。
中國應當考量如何以柔克剛，化解美國威脅。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家一般強調如何通過『正制衡』（positive balancing）戰略應對面臨的安全威脅。『正制衡』戰略主要強調通過建立軍事聯盟和發展軍備建設，以加強自身的軍事和戰略實力抗衡外部威脅。由於建立軍事聯盟的時機還不成熟，中國應該積極採用『負制衡』（negative balancing）的戰略，限制和削弱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和戰略實力。
『負制衡』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軍事抗衡和衝突的同時，通過外交軍事手段鉗制、削弱和消耗美國的軍事實力。由於國際政治中強調的是『相對實力』（relative power），而非『絕對實力』（absolute power），中國應更關心自身實力與對手的對比。美國實力的減弱其實就意味着中國實力的加強。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法國、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共同通過聯合國牽制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就是一種以多邊機制為手段的『負制衡』。冷戰中，美國以經濟手段拉攏南斯拉夫，造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也是一種『負制衡』戰略的成功案例。
亞洲國家之所以在安全問題上傾向於美國，主要是對美國所提供的安全公共產品的依賴，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僅僅靠解釋和宣傳『和平崛起』，中國還不能夠消除亞洲鄰國的疑慮。貿易和投資的確可以拉近中國與亞洲鄰國的經貿關係。但在國際政治中，僅僅靠錢是買不到真正戰略夥伴的。中國應當考慮如何為亞洲鄰國提供安全上的『公共產品』，以減弱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依賴，正面接受中國崛起給地區帶來的安全紅利。
中國應積極通過推動地區『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作為一種『負制衡』戰略，削弱美國在亞洲對中國的戰略攻勢。『安全共同體』是由歐洲學者提出的一種安全機制概念，主要是強調共同體國家間不以武力方式解決彼此分歧。不同於傳統上以應對『外部威脅』為基石的軍事聯盟，『安全共同體』強調共同體國家間的『內部安全』。
東盟（東盟）國家已經在2006年提出建立『東盟安全共同體』的倡議，並計劃在2020年實現。中國應當積極回應『東盟安全共同體』的想法，設法以『十加一』（東盟加中國）和『十加三』（東盟加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多邊機制為基礎，推動建立地區安全共同體。
『地區安全共同體』的建立不但可以減少亞洲其他國家對美國的軍事依賴，還可以分化和削弱美國已建立的針對中國的軍事聯盟。如何積極推動『地區安全共同體』，通過『負制衡』戰略應對美國的『正制衡』攻勢，將是中國外交決策層必須考慮的實際問題。一味地強調『韜光養晦』已不能為中國崛起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了，適當的時候，中國應當考慮要『有所作為』。
作者是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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