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 鄭浩
香港民間保釣人士在8月15日日本投降日當天，成功登上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宣示主權，在中港兩地引起極大反響，迅速形成喚起國家主權意識、捍衛領土完整的強大氣場，特別是在香港，成功登島讓保釣人士熱情高漲，正計劃10月再次出海宣誓主權。然而，中國民間保釣行動究竟能夠起到多大效果？在北京『不支持、不參與』的情況下，民間保釣能否持續下去？中國民間保釣又是否能夠找出一個新策略，從而把民間保釣活動推進一個新的階段？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這次香港保釣行動，從兩條線上上演了一出『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大戲。首先，殘破不堪的保釣漁船『啟豐二號』在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大噸位、現代化艦船的攔腰擠截下，仍能沉着應對，衝出重圍，以人為擱淺方式護送五位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魚島；而另一方面，在保釣船出海及14名人員被日本扣押前後，中國政府積極介入，透過外交渠道不斷向日本政府施以壓力，迫使野田內閣作出儘快放人的抉擇，也可看成在中日外交博弈當中，中國政府再勝一籌。
毫無疑問，這次保釣成功也為日本野田內閣造成極大政治壓力。日前，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日稱『竹島』）宣示主權，已經引起日本強烈反彈，而偏偏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後，日本又礙於顧及日中關係決定不予檢控，還要儘快放人，野田內閣可謂四面楚歌，不僅惹來日本朝野上下一片質疑，右翼勢力趁機猛烈言詞抨擊，而社會上對中國的不滿情緒同樣水漲船高。在這種十分困窘的情況下，筆者完全可以預期，日本接下來將會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報復這次保釣行動。退一步說，即便野田首相可以動用國家行政管理權，否決有人提出的登島申請，但只要中日雙方無法徹底解決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類似事件重演自然也是在所難免。
對中國政府來說，當然希望再遇上這類衝突仍遵循『台面激烈對抗，台下冷靜處理』的模式解決危機。但中國政府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野田首相不可能永遠頂住國內各種壓力，按中國的意思行事。日本方面不可能一忍再忍，下次如再捉到中方保釣人士，恐怕很難再用『強制遣返』的方式放虎歸山。實際上，日前召開的日本臨時內閣會議上，就已經討論了未來如何強力應對中方保釣人士的問題，日本政府正準備從加強海上阻攔、現場逮捕歸案、司法嚴厲懲處等多方面入手，甚至必要時不惜動用海上自衛隊，軍事介入釣魚島紛爭，強化對釣魚島的實際管控能力。
光靠民間難以成事
中國民間保釣運動的確是推動國家維護領土完整不受侵犯的動力之一，尤其是在國家拿不出有效方法奪回釣魚島主權，而日本方面又不斷挑釁中國核心利益的情況下，民間保釣運動可以用行動向日本傳遞中華民族保衛領土的決心與意志。同時，這也是對政府不作為的重要彌補。但坦率地講，民間保釣因勢單力薄，僅靠單槍匹馬、單打獨鬥方式試圖保衛釣魚島，實在難以實現。理由很簡單，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是僅憑民間力量得以捍衛的，保衛國土不受外來侵犯，始終是國家的最終責任，即只有國家行為才能捍衛民族獨立與主權、領土完整。
但中國的現實問題是，政府並不支持民間保釣行動，認為這即不能起到積極正面作用，也不利中日外交大局，還有可能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如果出了人命，情況或許更難掌控，政府的麻煩會更多。於是，民間保釣運動的群情激盪，與政府態度的冷若冰霜，就此形成鮮明對比，這也大大加深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和誤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未來中國可考慮採用『官民結合，擇機反制』的策略，逐漸改變民間保釣過於盲從，而國家又不善作為的現狀。
所謂『官民結合』，是指今後政府要直接參與民間保釣行動，積極地與保釣人士進行溝通，參與保釣行動的策劃組織、部署、調動、保安等全過程。所有這些，都需要中國政府與民間保釣人士緊密溝通，相互信任，並達成默契。中國民間保釣人士不要把政府的參與當作是『干預、阻撓』，政府也不要把保釣人士簡單看成為『麻煩製造者』，雙方要認清保釣的目標是一致的、行動是堅定的，但也必須把握時機和節奏，也必須顧及外交大局。尤為重要的是，民間保釣人士須認識到，單憑以往單打獨鬥式的保釣行動難以奏效，必須要有國家背後強大支持，保釣行動才能通過建立長效機制持續展開。
所謂『擇機反制』，指的是保釣運動不能太隨意，不能一年365天天天出海宣示主權，這即不現實也無必要。當然，中國有萬千理由出海保釣宣示主權，但這顯然是難以做到的。更為有效的做法是，只要日本有所動作，中國必然有所回應，做到有理、有力、有節，這樣才能起到反制的最大效果，保釣運動也才能做到更具針對性。從目前中日雙方圍繞釣魚島主權你來我往相互過招情況來看，中國政府應訂出一個支持民間保釣行動的底線，而不是只一味地口頭『嚴重交涉』。
筆者認為，採用『官民結合，擇機反制』策略有三大好處：首先，它既可以減少中國政府與民間在保釣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和矛盾，化猜疑為互信，還可有效避免把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不滿，轉化為對中國政府不滿的明智之舉。中國政府應該看到，如果單純壓制民間保釣行動的話，官民矛盾必會由此而大大加深，老百姓的不滿情緒也會由外轉內針對政府，這恰恰是日本最樂見的。
其次，由於有政府直接參與民間保釣行動，保釣人士的自身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從根本上來說，『官民結合』的主體仍然是『民』，民在前動而國後為之，國家只參與策劃和維護安全，但保釣人士也必須聽從政府的指揮，只要宣示主權的目的達到了，該鳴鑼收兵時就鳴鑼收兵，避免在海上與日本艦船發生正面衝擊，做到確保中方人士安全萬無一失。
最後，這或許是讓民間保釣運動能夠代代相傳的唯一方法。必須指出的是，在保釣問題上，政府與民間不應該是敵對的關係，而要建立起相互支持、理解、協助的合作關係。坦率地講，日本並不怕中國個別保釣人士登島，日本最畏懼的反而是中國民眾上下齊心協力擰成一股繩。但中國至今還遠遠無法做到這一點。
作者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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