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 黃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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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來，中日關係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爭端突然緊張。在日方拘捕、但在中方壓力下迅即釋放了來自香港的14名登島的保釣人士之後，10名日本右翼人士登島『慰靈』。同時，兩國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強硬回擊對方的『侵略』行為。顯而易見，如此緊張局勢，不論從雙方採取的行動規模，還是官方及民間的捲入和動員的程度，都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所未有的。更令人擔憂的是，雙方斡旋妥協的政策空間十分有限。中日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複雜的歷史淵源
這次危機，肇始於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發起的回購釣魚島行動，由此引發了野田政府宣稱要將釣魚島『國有化』。其歷史根源，起自1905年。當時，日本帝國在先後擊敗滿清和沙俄之後，將掠來的釣魚島諸島出售給日本國民，成為私人產業。但後來的歷史發展，卻改變了這一現實。
二戰結束前，美、中、英三國於1945年簽署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條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指美、中、英三國）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日本天皇裕仁於8月10日照會美、中、英、蘇四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
1952年生效的三藩市合約，在亞洲各戰勝國均未參與的情況下，明確規定將北緯29度以南的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大東群島和釣魚島等）交由美國託管。1971年，美國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這些群島的管理權移交給日本。對此，中國大陸和台灣表示抗議，並由此引發了台灣主導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儘管美國政府表示『歸還衝繩的管理權，對尖閣列島（即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不發生任何影響』，但卻從此埋下了釣魚島之爭的禍根。
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田中角榮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保證：『日本國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可見，當時的日本政府在已經獲得對釣魚島等諸島管理權之後，依然承諾信守二戰條約。由此形成中日雙方長期以來的默契：中方認可日本管理釣魚島等諸島的現狀，而日本亦『迴避』其主權話題。
因此，從中國和台灣的立場看，由於日本政府在二戰戰敗後，無條件地放棄了對釣魚島及其他島嶼的主權。因此，日本國民早已不再擁有對釣魚島的『產權』，所謂『回購』毫無合法性可言。事實上，野田政府反對石原的『回購』，宣稱要將釣魚島『國有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即便是日本政府，也認識到二戰結束60餘年後，重新『回購釣魚島』是十分荒謬的。
但是，由炒作『回購』而引發的將釣魚島『國有化』，徹底打破了自1972年以來中日雙方維持的『默契』。日本政府宣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立場，涉及的不僅僅是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如果日本堅持對釣魚島等諸島擁有主權，非但中日關係將永無寧日，而且將危及在二戰條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整個亞太國際秩序，從而危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日本國內外局勢的深層原因
近年來，奧巴馬政府高調宣稱將戰略的基準點（pivot）移到亞太地區。但在實際上，美國卻鮮有具體的戰略政策配套與行動，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在美日關係上，儘管日本近年來表示要加強美日同盟，但美國依然對日封鎖關鍵的軍事技術與設備，在不斷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同盟費用的同時，卻不肯給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權。在釣魚島問題上，始作俑者美國一方面反覆宣稱，在中日領土爭端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國將在日美安保同盟的框架下維護日本的利益。如此立場，無非是要以最小的代價，博取美國最大的利益。但卻使日本忐忑焦慮，政策也隨之搖擺不定。
日本的國內局面也難以樂觀。首先，政局勢長期動盪不穩。自小泉純一郎後的首相如走馬燈般地更換，國內各派政治勢力長久以來無法得到整合。其次，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在其『失去的15年』間，日本的鄰居卻都在快速發展，導致日本國內瀰漫着着發展到頭的憂慮與困擾。再次，由於日本始終未能效法德國徹底解決其侵略戰爭遺留的歷史問題，中韓等國的不斷強大，給日本各階層造成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壓力。
撲朔迷離的政治格局，使得極端的民族主義主張變得更有吸引力。而美國『重返』亞洲的造勢行為，也為日本的右翼勢力注入了強心劑。日本社會中廣泛瀰漫的憂慮焦躁情緒，不但為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囂張提供了土壤，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在釣魚島爭端中的『強硬』姿態。
斡旋空間十分有限
在目前的形勢下，雙方的斡旋空間都十分有限。
首先，對於已經是遙遙欲墜的野田內閣而言，在右翼集團煽動起日本國內民族情緒後，軟化立場也似乎變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中國，不論是即將交班的胡溫政府，還是將要接班的習李政府，都不願因為在釣魚島問題上示弱，在國內政治中貽人口實。
其次，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使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爆棚。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植根於中國飽受侵略和欺凌的近代史。這樣的民族情結在對日關係中表現尤甚。日本高調宣示主權而引發的釣魚島爭端，對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無異於火上澆油。另一方面，日本國民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對中國的迅速崛起，尤其是軍事力量的迅速發展驚恐不安；對本國的未來也憂慮重重，由此觸發的國民情緒日益強烈，給野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再次，對中日關係有相當影響的美國，一方面由於緊鑼密鼓的總統大選而無暇他顧；另一方面無論是打保衛戰的奧巴馬，還是打攻堅戰的羅姆尼，都不願意在中日衝突中失分。即不想因過分強硬支持日本而落入『承諾陷阱』，更不願意被貼上反日親中的標籤。美國刻意保持的『戰略模糊』，使事件發展的走向更加具有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形勢下，釣魚島危機一旦升級，日本更加輸不起。
從戰略大視野觀之，如果野田政府屈從日本右翼集團壓力，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用強，其結果將不堪設想。其危險性並不僅僅在於誤判形勢而導致的過激行為，而在於其政策的出發點，是將中日關係視為『零和遊戲』，因此為尋求『平衡』而採取對抗中國的策略。果真如此，不僅與亞太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背道而馳，而且必將大大加重日本對美國的戰略依賴，使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努力更加艱難。長此以往，不但日本將步履艱難，而且將對整個亞太的和平與發展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
在實際操作層面上，日本也不佔優勢。首先，即便是以和平方式對抗，中方都擁有更大的策略空間和更多的手段。日本對釣魚島擁有實際的管理權，因而在爭端中似乎佔據主動。但這恰恰是日本政府的包袱所在。管理釣魚島的日本，必須對登島的中方保釣人士實施拘捕。但在中國的巨大壓力下日本只能迅速放人。否則，無論是長期拘留還是『審判』保釣人士，都會帶來更大的麻煩和壓力。所幸的是中國政府始終保持克制，防止事態擴大。假設中國政府在登島問題上稍微放縱，一旦形成『千帆競渡，萬人登島』的局面，日本政府抓不盡、趕不絕，又不能（不敢）使用暴力，局面將更加難以收拾。
其次，釣魚島事件從根本上說關乎是否承認二戰後關於領土的各項決議，這也是為何中俄韓三國立場一致，而美國則鼠首兩端的根本原因。倘若日本在領土問題上一意孤行，必將挑戰由包括美國在內的戰勝國提出的、由戰敗的日本無條件接受的二戰條約。如此一來，非但日本將使自己在亞洲陷入孤立的局面，也會使美國背上沉重的包袱，對日本最為倚重的美日同盟弊多利少。
再次，如果日本在領土問題上出爾反爾，在政治和雙邊關係上同中韓俄等國家形成僵局，最終受損的必然是自己最根本的經濟利益。這對於剛剛走出經濟『呆滯』泥潭的日本，實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化解危機的路徑
通過理性妥協來化解危機，符合中日雙方的根本利益。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爭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中日兩國歷史遺留問題的因素，更關係到中日兩國的未來發展。同時，因美國將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權私相授受給日本，以及美日安保同盟的存在，釣魚島爭端也牽涉到美中關係的『大棋局』，更觸及二戰條約所奠定的亞太國際秩序。因此，要想在短期內解決釣魚島問題，希望渺茫。
理性的做法是回歸現實，尋求雙方都可接受的妥協。應該以恢復自1972年以來中日間的長期默契為基礎，即中方認可日方對釣魚島的實際管理權，而日方則保證『迴避』釣魚島的主權『話題』。鑑於目前雙方都定期派船前往釣魚島水域巡視的事實，中日雙方或許可以進一步達成默契，互不干擾對方非軍事船隻在釣魚島水域的巡視。同時共同規範在這一水域的捕魚作業、資源開發的事宜；採取聯合措施禁止包括登島在內的政治性活動。
這些措施的目的並不在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是建立雙邊的爭端管理機制，防止危機的發生。唯有此，才能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維護和平、合作與發展；保持中日兩國關係的穩定與良性互動，進而促進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作者為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理性的做法是回歸現實，尋求雙方都可接受的妥協。應該以恢復自1972年以來中日間的長期默契為基礎，即中方認可日方對釣魚島的實際管理權，而日方則保證『迴避』釣魚島的主權『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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