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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屋 自先秦以降，中國士人階層的人生價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個層面上盤旋。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裡，其側重又有所不同。趙宋革五代之亂而建，而唐末五代以來頹廢的士風、敗壞的道德給繼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飭封建倫常、恢復社會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歷史任務。因此，從建國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階層自身都把道德建設放在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在復興儒學和重整倫常的時代氛圍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價值取向也從整體上發生了轉變，即從漢唐士人對功名的追求轉向對道德主體精神的弘揚，立德上升為人生價值的首位。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文天祥此後的行為有着根本性的意義。在國家危亡之際，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只能是糊塗蟲的救國良方，所以文天祥從戎起兵；而國家滅亡之後，文天祥作為丞相的職責客觀上已不復存在，經過短暫的茫然狀態，對道德名節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臨着兩個選擇：一是以殉國的名義自殺，這是很多人採取的辦法，相對也比較簡單；二是活着抗爭到底。實際上，這都是極具挑戰和風險的道路，因為未來會發生什麼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似乎和許多傑出的人物喜歡通過艱難的途徑以證明自己一樣，文天祥選擇了後者。因為一直被關在船上，其實，文天祥並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處都貼了漢族儒生寫給自己的『生祭文』。他們想要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擔心到了北方以後文天祥萬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誘，所以就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敦促文天祥自殺。文天祥的最終表現自然是令他們滿意的，但單有文天祥的一廂情願還不會有兵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鐮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鐮的角色則要由元世祖忽必烈來扮演。這兩個人可以說是兩種不同意義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貢獻最終上升為中華民族精神肌體的一顆沉鬱而堅強、悲壯而慷慨的細胞；而忽必烈在功業上的建樹則使中國的版圖達到空前絕後的規模，此後八百年裡的中國再也沒能像在他手裡那樣讓整個世界都為之戰慄。
作為一個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壯碩的軀體、飽滿的面龐和濃密的鬍鬚。廣闊的草原給了他豪邁的性格和豁達的胸襟，對忠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親近感。作為一代霸主，忽必烈沒有唐玄宗的文採風華，也沒有清聖祖的滿腹詩書。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類似於那些出身低賤的漢族君主，善於延攬人才，待之以誠，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祿是他成功的秘訣，他很早就留心結交甚至強請漢族士人。【元史・世祖紀】說他『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內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說他『聞唐太宗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過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鐵騎可以輕易踏平一座城市卻不能讓它繁榮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讓無數的南人恐懼卻不能讓他們忠心臣服。他需要一個配得上他的大帝國和他這個大皇帝的左膀右臂。於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問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實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斷。他下決心要把文天祥收為己用，甚至樂觀地認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盡窩囊氣的文臣武將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龍活虎起來一樣，文天祥也會很快成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後有五次對文天祥的勸降活動(不包括書信方式)。第一次的創意是最失敗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臨安被圍時投降的留夢炎。留夢炎的經歷和文天祥有點相似，都是狀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據此以為他們倆應該比較有共同語言。豈料文天祥對這等忘恩負義的軟骨賊最是痛恨不過，留夢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個被派去的是已廢的宋恭帝，忽必烈覺得既然文天祥對大宋那麼忠心，宋恭帝的話他總該會聽。殊不知文天祥所忠於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個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則採取了另一種應對策略：一見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聖駕南歸重整河山。九歲的小皇帝懂什麼？
看到這陣勢，自己也跟着哭起來，來前大人教的話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馬和孛羅。這兩個人其實是不願意去的，他們帶着勝利者的姿態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結果在嫻於辭令的文天祥那裡自然又是討了個沒趣。接下來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親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詩【聞季萬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語。文璧在宋亡之後為保百姓而降無可厚非，文天祥對他並沒有過多地責備，他讓弟弟帶走自己已經整理好的詩文稿，還和弟弟商議把弟弟的一個兒子過繼到自己的名下以繼承香火，因為親兒子都在戰亂中夭亡了，這樣也算對祖宗有了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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