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史网 魏晋名士出身豪门，这给他们带来很多先天的好处，但他们处境并不是十分令人向往的，文人在这个时代是很为难的，迅翁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在魏晋，这大晦气落到了文人们的头上，往往是一言一语皆足速祸，只是结果改为“这个也杀，那个也杀了”，前文也论述过了这种几乎令人精神麻木的杀戮。但名士们大多又有“贵族”的出身，这个因素制约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中极少能有如陶渊明挂冠归隐，其实中国历史上归隐多是一种广告的法子，多的是走\"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终南捷径的人,象陶渊明般的真隐士本来就是极少的。于是先天必然与统治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谈玄。清谈的出现与当时的选士方式有关，它可能很类似于今天的面试，又渐渐发展成为当时名士的一种娱乐，专用清谈的道具的出现很可能说明这一点，《新语》言语第二上有一个故事：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这里说的麈尾就是一种清谈时用的以助谈锋的道具，乃至有“至佳”的麈尾出现，如果是在今天，大概会有不少这种“麈尾”的专卖店罢？开始清谈也许还说些正事、政事，后来就发展到“言皆玄远”，谈话往往是“直带我入青云间”的情形，这时的漂亮的机锋是很足以令人赞叹他们思维的敏捷或是令人一粲的，但为了不枉道速祸，阮籍的做法是常见的，《新语》言语第二中这样描述：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而关于嵇康的描述是这样的：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清谈是很普遍的，但又很容易招致祸事，当然要找一个合适的话题，于是玄学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老庄之道是出世的，这样当然不会招致统治者的猜疑；玄学的语言飘遥而难以捉摸，不会落人手中把柄；而且谈玄可以不言及时政，这样就可以不臧否人物，不得罪人。这大概就是何晏开始至于老庄之道后，它能迅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的原因吧？何晏后服药的流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服药对于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可能对神经的伤害也不小，服药后人往往变的疯疯癫癫、行为异常、性情暴躁、挥剑追蝇乃至居丧无理也再所不顾，而且这些行为可以不为世人所怪。于是服药也就一时间流行了起来。至于饮酒更始一种避世、避仕、避事的好方法，阮籍为了不与司马昭结儿女亲家，连醉六十日，得免。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表面看起来名士们整日就是饮酒清谈，歌啸竹林，送往劳来，一掷千金，任意而为，放诞无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提心掉胆，惶惶不可终日。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也许是整部《新语》中最值得读的篇什，这是最能体现名士的精神状态的资料，也许他们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精神疾病，当然这是难以证明的，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是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而不得不用放浪的外表和药与酒来麻醉自己清醒的神经，其中有一则关于阮籍的是这样说：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这时“好酒”的名士心中谁没有这样的“垒块”呢？刘伶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时他心里有很多说不出的苦，只好“以酒为名”了，《新语》俭啬二十九中有很多关于王戎如何俭啬的故事，但我总觉得他是在故意演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不过是一个爱财的人而不会对别人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以他的聪明才华和高贵的出身却将钱看得这么重是极不合理的，更何况与夫人在“灯下筹算”这么私人的事件怎么会为天下皆知呢？《新语》中有阮籍关于儿子的希望，文曰：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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