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史網 阮籍不希望自己的兒子都成爲名士，這與阮籍一生的經歷和性格是相符的，當時兒子不象父親那就是不肖，是一種大罪名，但並不是速禍的根本原因。前文的引用中有這樣的句子『若才流及父，當收。』（譯成現代文是：如果才氣達到了他父親的水平，就該抓起來。）可見才情太高是足以速禍的，阮籍寧可自己兒子作一個普通人以保身全年也不願他象自己，作一個整日活在刀尖上的名士；阮籍對兒子的希望更直白的講不過是希望自己的家族不會因之而絕後罷了。魏晉的名士的形象讓我想起【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中的蒯通，這個人想以以『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這樣的語言說服韓信反漢，韓信不聽，於是『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巫在中國文化中是老莊學說的的一種世俗化，道家後繼無人，便只有巫了，似乎巫們總有一些瘋癲，真正做事的人是不會太把他們的話當真。蒯通說韓信的話是用一種暗示的方法，這種語言在魏晉名士之中是常見的；蒯通『詳狂爲巫』的做法，他們也是很常用的，這時的中國文化層有點類似於一個大的『巫』們的法會，也可以道家思想一次『下行』，這個下行中不但有普及更多是墮落。後世有人用誣人以巫的方法打擊異己，大概是很受這種啟發吧？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給任誕第二十三加了一個案語曰：
『國於天地，必有興亡。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古未有無禮儀，去廉恥，而能保國長者。自曹操求不仁不肖之人，而節義衰；自司馬昭保持阮籍，而禮法廢。波糜不返，舉國成風，紀綱名教，蕩然無存，以馴致五胡之亂，不惟亡國，且幾滅種族矣。君子見微知著，讀【世說任誕】之篇，亦千古殷鑑也。……』
此後的文字還長得很，這差不多是後世對於魏晉最正統不過的解讀了，仿佛大家都沒有看到這個時代血泠泠的思想壓迫，到好象是竹林君子們壞了世道人心當殺才好。也許很早就有人看得很透，不說出來，而只用於實踐罷了。歷史中深諳述史之道和善於利用歷史的人多的很，有人以之爲進階取寵之道，比如隋煬帝時的著作郎王邵，就捉了一隻大龜並在其背上刻了『天下楊興』四個字，送給了隋煬帝，並載入了史書，還有用之來擴大自己生前身後影響的，比如明代高拱所著【病榻遺言】，就在他死後給想打擊已死的首輔張居正的人以口實，而這張也正是他的敵人，更多的是根本就不在乎什麼史傳的人，很多做事的名人都有過『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的『豪言』。可無數正統的儒家學者們仍要將魏晉的一切都歸結到他們的理論之中，他們很可以用他們的解釋體系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而在我看來，這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於是無數德行大言說出來了，於是無數無恥之事也在做著，仿佛涇渭分明，其實不過是君主制中學術壓迫之下的左膀右臂，它們誰不比誰更好，誰也不比誰更壞些。
魏晉詩歌是很漂亮的。這大概是整個魏晉時代不多的可以因以爲豪的東西。周作人先生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的論述很可以作爲這個現象的腳註：中國歷史的一亂一治中，亂世用詩歌以『言志』，治世用文章『載道』。其實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詩文的『言志』和『載道』，如果以『言志』作爲其主導思想，以我手寫我心，在今天看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詩歌的靈動和激情得以很好的表現，當然可以寫出一些很好的作品來；而用詩歌來『載道』，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要求，所謂『載道』所載的當然是治世的正統學說和教化之辭，必然要求其文字四平八穩毫，一副義正詞嚴的面孔而無逾矩之處，這樣的詩歌是難以說得上一個『好』字的更不用講什麼傳世之作了，有意思的是宋明的理學家一邊罵詩歌壞了世道人心，一邊又用詩歌來載他們的『天理』，無怪乎他們的詩歌往往會是落到後人手中的笑柄。可見處於『亂世』的魏晉人是很有『條件』寫出好詩的，實際上他們的確有一些很優秀的作品傳世。單純的用治亂之說解釋這個問題顯然有些單薄，我以爲問題的實質仍在於思想的自由度，唐代是詩歌的顛峰，其思想的自由度也是其他朝代難以企及的，白居易有【長恨歌】來描寫當朝君王的愛情史，當時人以爲理所當然，在後世的我們卻很得佩服他的勇氣。雖然魏晉的思想是極不自由的，然而詩歌歷來都是一種十分私人的文體，中國詩歌的傳統又很講究其感情和內涵的隱晦，魏晉文人的才華不能很好的以文章學術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思想被壓迫，人性被扭曲自然會找到一種可以釋放他們憤懣和情感的途徑，詩歌自然是一種首選的文體。鍾嶸【詩品】這樣描述：
『今之士俗，斯風至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個爲容，致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
這很可以表達當時的情況，寫的人多了，加之建安派高明的詩歌理論的影響，好詩的出現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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