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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網 結論出來，再次引起各界譁然。落榜的北方學子們自然不干，朝中許多北方籍的官員們更紛紛抨擊，要求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覆核，並嚴查所有涉案官員。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卻做出了一個更加極端的決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指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紀善、白信3人爲『藍玉餘黨』，尤其是抓住了劉三吾10多年前曾上書爲胡惟庸鳴冤的舊帳，認定劉三吾爲『反賊』，結果涉案諸官員皆遭到嚴懲，劉三吾被發配西北。曾質疑劉三吾的張信更慘，因他被告發說曾得到劉三吾授意，落了個凌遲處死的下場。其餘諸人也被發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們在覆核試卷後，開列出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親自覆核試卷，開出了一個更令人瞠目結舌的錄取名單：51名中榜貢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無一名南方人。
該事件以後，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划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不但此後沿用於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高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但案件背後的謎團，依然值得深究。
二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個疑團是：爲什麼經過兩次複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還是『巧合』？
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現象――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
這個現象，從唐王朝安史之亂時就已開始，到南宋時期則進一步擴大。北宋滅亡後，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開始了長足發展。南宋滅亡後，元王朝一度廢除了科舉制，雖然在後期重開科舉，但漢人的錄取比例極其少，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極低。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在歷經了金朝、元朝幾百年的異族統治後，無論經濟還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後於南方。在元王朝的科舉中，中榜的漢人，也多來自安徽與江南地區。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裡，彼時中國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來自於浙江的『浙東四才子』――吳征、劉基、章溢、宋濂。早期創業的朱元璋，也正是因爲籠絡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壯大實力。朱元璋的謀士朱升、李善長等人，同樣都是來自安徽與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國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後實行的教育體制和考試制度，非但沒有彌合這個差距，相反則繼續拉大。先說教育體制，明王朝的教育體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時就確立了，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最早都設立於朱元璋早期的占領地，如安徽、江蘇、江南地區，北方大規模重設學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後，無論從師資水平還是開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遠。當然北方並非無人才，山東、山西兩省一直爲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厲行文化專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對新政權多持懷觀望態度。朱元璋的幾度文字獄，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許多名士們隱居山林，對明王朝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如此境況，明朝早期北方教育遠落後於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方式本身就給南方學子提供了優勢。今人說八股文，多以爲是明王朝首創，其實八股文取士，開始於北宋王安石變法，當時王安石革新科舉制度，提出以『經義之學』取士，但對文體無特殊要求，這是八股文的開始。隨著時間推移，對八股文的要求越發細化，其風格特點也日益明朗。明朝科舉的實際制定者，正是『浙東四子』中的劉基和宋濂，其考試規範、考試範圍、考試要求，更適合江南學子。每次開科，南方學子自然『駕輕就熟』。
事實上，從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舉考試開始，南方考生的成績，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舉鄉試，南方的錄取名額是350人，北方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試，狀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從錄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漸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減少的趨勢。『南強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實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饒是如此，爲什麼到了洪武三十年，會發生『清一色南方人』這樣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爲什麼會做出激烈的反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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