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史網 事實上，劉邦雖是武人，但從奪天下開始就兼用霸、王之道。據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偕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跡泗亭，奮其智謀，羈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雖然其後在惠帝、高后、文、景之世皆實行黃老無為之治，但到漢武帝之時，明確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就使儒學終於被漢代統治者確認為其統治思想，同時也為此後兩千多年曆代封建皇朝奠定了思想統治的模式。
自孔子以後，儒家有『內聖』與『外王』之分，孟子一派屬於『內聖派』，荀子一派屬於『外王派』。習【公羊傳】的董仲舒屬於『外王派』，重視從制度上實現儒家主張。應該說，這也是【公羊傳】為漢武帝所青睞的原因之一。漢武帝在典章制度上強化德治的措施，一是察舉孝廉制度，二是【春秋】決獄。舉孝廉為官，自漢惠帝始，其制度化則在漢武帝時期。元光元年初，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又下令：『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從此，孝子與廉吏成為清流之目，為官吏進身之正途。【春秋】決獄即以【春秋】作為斷案的依據，如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奉旨辦理淮南王劉長一案，『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自此，【春秋】決獄開儒家經典法律化之先河。
不過，漢武帝在重視德治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刑罰的作用。史載，元光五年（前130年）七月，漢武帝重用張湯、趙禹條定法令。據程樹德【九朝律考】云：『漢蕭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孫通【傍章】18篇，及張湯【越宮律】27篇，趙禹【朝律】6篇，合60篇，是為【漢律】。』但實際上，張湯、趙禹制訂的不僅僅是【越宮律】和【朝律】。據【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這些律令的特點是以嚴刑峻法來督責官吏嚴格執法。此外，漢武帝時期還制訂了【腹誹法】、【沈命法】等。漢武帝一朝是繼劉邦之後漢代立法的第二個高峰期。經過這次修訂，法網更密。從此，漢初那種約法省禁、漏網吞舟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然而，在漢武帝的繁法嚴刑和當時沉重的賦役負擔之下，民不堪命，因而從天漢二年（前99年）起，從燕趙到江漢，百姓蜂起。此外，北伐匈奴之事也接連受挫，更加劇了日趨惡化的社會矛盾。有鑑於此，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罪己詔――【輪台詔】。在此詔書中，漢武帝宣布實行政策的改變：在統治方式上，從嚴峻刑法轉向寬鬆溫和；在百姓負擔上，從橫徵暴斂轉向輕徭薄賦；在經濟措施上，從壟斷財利轉向力農富民；在對外關係上，從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至此，德、刑之用方趨適中。
昭、宣兩朝的大政方針是武帝【輪台詔】厘定的。當漢宣帝繼承帝位時，在思想教育界占統治地位的依然是『公羊學』。漢宣帝深受其祖父劉據對【公羊傳】和【穀梁傳】的態度的影響，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穀梁傳】被立為官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但在政治統治中，漢宣帝更重視刑罰的威懾作用。據【漢書・蓋寬饒傳】云：『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但宣帝覽奏大怒，下蓋寬饒獄，蓋寬饒舉刀自剄。皇太子劉為蓋寬饒鳴不平，勸諫漢宣帝重用儒生，也惹得漢宣帝大怒，差點褫奪他的太子之位。直到初元元年（前48年）劉即位，復重用儒生。儒學不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統治地位。由此德治壓倒刑治，成為此後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
『漢家制度』的歷史影響與現實意義
唐人封德彝認為，『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並沒有給漢朝社會帶來長治久安。【舊唐書・魏徵傳】：『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封建彝對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征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歷史實際。考之漢史，從漢惠帝至景帝，德、刑基本適中；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征和四年（前89年）間，德、刑失衡；征和四年，漢武帝頒布【輪台詔】，德、刑又趨適中；昭、宣兩朝，德、刑也較為適中，從而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由此觀之，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而且始終為後世所稱頌和遵循。自漢以後，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鑑『漢家制度』的經驗教訓，以強化其統治。如唐太宗謂群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宋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明太祖則主張『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頗。』清世宗雍正也說過：『自古為政者，皆當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以上諸帝所謂『文武之道』、『寬猛得中』、『文武相資』、『寬嚴相濟』，講的都是王霸之道。可見，『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已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主要方式。
『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畢竟是產生於二千多年前的封建統治思想，不管是『德刑並重』還是『德主刑輔』，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但這種治國方式對當今社會也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強化以德治國的意識，使二者互為表里，相輔相存。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沒有法治支持的德治，也是空談無力的。德治離不開法治，法治離不開德治，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這應是歷代治國的一條基本的歷史經驗。 （作者：安作璋 劉德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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