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网 “卖官鬻爵”这个事，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大。鬻（yu），卖也。官，官职。爵，爵位，君主国家封的社会地位等级。
《辞源》对“卖官鬻爵”的经典释意：“纳贿，而授人以官爵也。”这就是说，这是纳贿的一种形式。总体上说，源于政治腐败，统治阶级靠出卖官职、爵位来搜刮财富，维持其腐败统治。具体而言，即当权者个人，以纳贿形式，出卖官职、爵位以聚敛财富，中饱私囊。
“卖官鬻爵”这个词，最早见于史书是《宋书》（南朝梁朝沈约撰，成书于公元487-488年）。《宋书？邓琬传》：“琬性鄙，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较。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
中国的卖官鬻爵的事实，要早得多，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那年蝗灾大疫，皇府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千石者，进爵位一级。《史记？秦始皇纪》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秦代爵重于官，并且“官、爵合一”。拥有爵位，就等于拥有许多权益，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更重要的是“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
汉初承秦制，汉代军功爵拥有的特权和优待虽不及秦代，但仍具有实际价值。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元前189年）。《汉书？惠帝本纪》载：“令民得卖爵”。
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边塞粮食运输困难，他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使天下入粟于边。《汉书？食货志上》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爵二级为上造，乘兵车也）；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九级官爵，与县令平起平坐，无须叩礼）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十八级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级数有差。”
时下中国，在反腐败过程中，发现卖官鬻爵之风，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例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卖官鬻爵的官员，各级政府都有，早已频见于媒体。拙文只举市、具、区三个例子。一个是山东省齐河县县委书记、原县长李凤臣，数年来，卖官所得脏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再一个是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自己靠买官升官，升官后又大肆卖官，翻本滚利，还对举报他卖官的一个下级，大加打击报复，使这个下级被诬下z，被逼自杀于z中。区检察院的检察长，成了他的一个重要帮凶。另一个是深圳市长许宗衡。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许宗衡早于案发前，内地作家师东兵曾撰文告发许宗衡是“买官卖官的老行家”，声称许宗衡看准他与中央的关系密切，不断巴结他，最终爬上市长的位置。许宗衡在市长任内更伙同亲属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甚至列出卖官标价：一个区的正职不低于1千万，一般局长在5百万至6百万之间。
古今卖官鬻爵不尽相同。作为重农的国家，汉的卖官鬻爵其主要目的还是刺激农业生产。臣民们可以用粮食买爵，向朝廷缴纳的粮食越多，买的爵位就越高。汉文帝展开了全面的卖爵工作，卖爵多多并不心疼，只求刺激全国的粮食生产。汉文帝认为，爵位由他的口而出，而粮食则是由农民经过一年四季劳作后从地里长出来的，“劳作”要比“口出”辛苦一万倍。国民们还可以用粮食赎罪。若人们犯了一般罪行，缴些粮食就可以豁免，用不着受刑或坐牢。老百姓还可以用粮食顶差役、顶赋税。文帝把粮食作为进入统治阶级的入伍券，作为国家的奖惩手段，大大刺激和推进了全国务农重农的积极性。
卖官鬻爵，一开始就埋下政治隐患。虽在当时恢复农业生产上起了些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然而，这样以来，赐爵制度也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爵位的泛滥成灾，军功爵制也失去了原来奖励军功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与匈奴战争，朝廷需要一些鼓励政策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因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这就使整个卖官鬻爵做法，更加混乱，进而成为走向政治败腐败深渊的催化剂了。
时下中国，卖官鬻爵，一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二没有激励农耕、生产的效用，三不增加国库财富。只不过是中饱某些贪官污吏个人、家族的私囊而已。其行径，毒化官场，污染社会，诱发民愤，不仅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腐败――纳贿――之登峰造极之犯罪行径。是破坏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大炸药库。完全有必要列入新时代的官场“十恶不赦”罪。
推进政治改革，开放媒体监督，采取切实有效的法律与制度措施，把权力运行放在笼子里，遏制时下中国的卖官鬻爵之歪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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