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文史网 《廿二史札记》以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其实际内容包括了廿四史。《小引》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其时已有刻本行世。其后又加修订补充，嘉庆五年(1800年)重刊，载有钱大昕与李保泰于是年所写之序文。钱序称：“今春访余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见示。”所称近刻即为重定之本。此本收于《瓯北全集》中，为后世通行之本，但目录仍为原刻本，致与书内正文多相岐互之处。如卷二八《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一篇，卷三六《明祖本纪》以下二十二篇，目录皆缺。又如目录卷二三有《宋辽二史不相合处》、《辽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不相合处》，此三目《札记》中皆无其文，而见于《丛考》卷一三，是皆为增订时所留下的痕迹。
《廿二史札记》的编写方法和内容性质，在《小引》中有简要的说明：“是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龟醮Γ约觯再共┭啪佣┱伞Ｖ凉沤穹缁嶂荼洌轮鸥泄刂温倚怂ブ收撸嗨嫠街！逼浔嘈捶椒ㄎ员臼分け臼罚谌菪灾试蛭贩ㄓ胧率挡⒅兀胖赜谒健爸温倚怂ブ省薄ｊ北痹泻芮康挠檬浪枷耄俪∩罴炔凰忱硕耐杏谖淖郑省缎∫酚衷疲骸盎蛞员裙送ち帧度罩肌罚缴硭洳皇耍溲杂锌捎谜撸蛭崞窀遥 彼淝浴捌窀摇保有醋鞣椒ǖ街槟勘辏堋度罩肌分舴⑽啵还度罩肌纺谌莘矫嫔豕悖卦诰Ф植灰跃蓿敦ザ吩恰吩蚓窒抻谪ニ氖分诙选Ｏ旅娣直鸫邮贩ㄓ胧肥路矫婢痛耸槁宰髌酪椤
在史法方面，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组织及各史书之成书经过，并分析评论其编纂与书法之优缺点等。凡各史书关系相近者即合并评述，如《史记》与《汉书》，《南史》与南朝《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北史》与北朝《魏》、《齐》、《周》、《隋》四部史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辽》、《金》三史，都是这样评述的。既便于比较说明，更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在论述《史记》的体例组织时，即作《各史例目异同》一篇，在互相比较下，以见其因革利弊之关系。《史汉不同处》，直接以二书记事相比较，以见其得失。《汉书移置史记文》，可见《汉书》自有剪载，非盲目抄袭者比。《三国志多回护》，指出陈寿始以回护法用于史书，为后世修史开创恶例。《宋齐书带叙法》，《齐书类叙法最善》，指出不为世人所重的《宋书》、《齐书》亦有一定的优点。《南史删宋书最多》，反映了《宋书》繁冗之失。《魏书》所以称为“秽书”并非偶然，但其记事亦多可取者，优点终不可没。《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可以说明《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之史料价值所在。在以两《唐书》与两《五代史》相比较时，于《新唐书》本纪指出其不合书法者尤多，于是说：“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又说：“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于两《五代史》则称：“欧公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这些评论无疑都是正确的。
旧史书本非尽美尽善，又为某种关系所影响，便容易作出不正确的评议。如欧阳修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文豪，《新五代史》为他一手所修，其书力效所谓“春秋笔法”。《札记》中的《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欧史书法谨严》、《欧史传赞不苟作》等篇，对之颂扬备至，如云：“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又云：“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又云：“欧史无一字苟作。”其实欧史过于简略和讲究书法，反有害于所记之事。如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认为五代是混乱时期，其典制无可为法，皆屏而不记，惟有《司天》与《职方》二考，即天文、地理二志。其纪传记事亦极简略，故司马光修《通鉴》，五代部分取材以《旧五代史》为主。《明史》为清代官修者，虽较为整齐，而存在问题甚多，尤以隐没女真与明代历朝之关系及南明事迹为甚，瓯北对之则称赞不已。如其书自康熙十七年始修，至乾隆初年始进呈，历时六十年之久，原为出于朝臣工作拖拉，中间几经停顿，而万斯同主修之原稿，已被改窜得面目全非。瓯北置此不提，反称：“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又一再称道《明史》之“完善”、“精审”，实皆为过誉之词，未足取信于人。
在史事方面，主要用综述考辨的方法，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世人对之有特殊兴趣的问题，以归纳之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或辨明其虚实真伪。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揭出了历史上一次重大变动的事实。《借荆州之非》，指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九品中正》与《六朝清谈之习》，阐明了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特点及其与政权组成的关系，汇集零散之资料，以重现历史上保持甚久之重要制度与风气。并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其所以能行之数百年而不改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支配选举达数百年，而史书中迄无明确系统的记载，《札记》之文，可谓能补史缺者。《武后之忍》与《武后纳谏知人》二篇，从正面与反面对武后分别予以评价，武后本为历史上长期挨骂之人，此论则较为客观。《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不仅列举成功者，并举出未成功者，而后说明其原因：“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其原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北宋建国由于陈桥兵变，正为此类事件之一，不过自宋代以后，此风为统治者煞住，而北宋建国便显得情况特殊了。在《宋史》部分，《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南宋取民无艺》，以及《宋军律之弛》，《宋科场处分之轻》等篇，集中地说明了宋统治者对人民榨取之重和对统治阶级内部待遇之宽，从而总结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足为法者也。”《猛安谋克散处中原》及《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是金代的重大事件，而史书记载最为缺略，此二篇自有补史之用。《元世祖嗜利黩武》及《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等篇，说明了元代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说明了明代统治机构的特点。《万历中矿税之害》说明了明末阶级矛盾深化的根源，并且总结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些论点都是很能切中要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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