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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言] 从江户到明治初年 日本所教中国语是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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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衣 發表於 2012-6-21 19:1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华文史网
历代政治家都知道以史为鉴。周公“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唐太宗“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促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现代,毛主席掌上千秋史,鉴古论今,随手拈来。他要人们学枚乘《七发》,以增勇气;学司马迁,辨泰山、鸿毛,处厄运而发愤为作。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他警示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学《史记》。1991年苏联解体,世人惊叹。很多人想起杜牧的《阿房宫赋》:“呜呼!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确,只要换一个字,贴切之至。

  历代文学家都酷史,无文不史。古代的自不必说,就说现在。三十多年的大批判,一旦反正,立即历史题材大爆炸。人道是方兴未艾。仁智是非各有评说。风越刮越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见生命力之强大。

  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与李约瑟院士同时代的很多中国老一代科学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都有一大批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李约瑟院士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并不是终结。后人仍将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和启迪。吴文俊院士近年关于数学定理的机械化证明,取得世界公认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九章算术》和现代计算机的成功结合。

  近读李学勤同志的《走出疑古时代》,使人强烈感到,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最大的阙憾是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日本人有《尧舜禹抹煞论》。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论者称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嘈切中不见科学面目。

  察英人罗伯兹(J.W.Roberts)编著,于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他还说,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4万平方英里(10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今天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所指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 G.Starr)等编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1964)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索不达米亚晚,是受到后者影响而发。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作者们说,商年代为1523BC―1027BC,安阳出土文物是唯一的物证。

  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部分历史学家可能除外,对外国人这些说法会愤斥之为浅薄。读了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太史公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匮,广采民间遗存,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深考论次,忍辱负重而作千秋《史记》。自清末以来,中国治史学者对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书》、《礼》等文献记录,有信的,有疑的,有释的,也有根本否定的。作为外行读史,我从几本可靠的典书中摘记少许如下。

  由毛主席倡议、周总理督编的《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把五帝、夏都列为“传说”。夏、商的年代后划上了(?)号。夏代遗迹视为“假设”。
 樓主| 济世 發表於 2010-6-10 14:1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金陵晚报
昨天,南京老白话表演者卢伟告诉记者,南京虽然地处江南,但南京话却属于“北方官话”。“南京话是从东晋的‘雅言’和民间的‘庶音’结合起来发展而成的。”    
卢伟告诉记者,南京本地居民原来讲的是吴语,又称“庶音”。东晋定都南京后,中原地区来了很多移民,这部分移民带来了流行于北方地区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的话,这部分话就叫作雅言,又叫作“士音”。后来雅言和吴语逐渐融合成为金陵雅音,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后渐渐发展起来。明代建都南京,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成了后来的南京话,这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南京官话。
  
而且,卢伟还告诉记者,南京官话曾经长期是中国的官方语言。由于江南比较少受到少数民族迁入影响,加上六朝以来南方人的文化意识比较优越,明代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都以南京官话为主流。卢伟告诉记者,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中国话,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话为标准。一直到清朝末年,北京官话才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不仅如此,南京话甚至还影响了周边国家,一些国家在古代教的中国话就是南京话。卢伟告诉记者,比如在日本,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主要是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到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有意思的是,卢伟说了一个关于南京话的趣事。有一位小时候在南京生活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在他的一本关于营销学理论的论著中,讲了他小时候在南京深巷菜市场里,看到的老太太的砍价艺术,大意如下:这位老太太是位砍价的高手,她几乎运用了全部的现代科学营销理论。这位老太太对卖菜的商贩,挺着腰板,大声说:“ 咳!这点儿蔫青菜几分钱包罗。”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细解了这句话:“咳”:从气势上压倒对方,给人一种救世主的感觉; “这点儿”告诉对方我是大卖户,对你眼前这些菜还看不上眼,就事论事谈这堆菜的买卖。“青菜”点明具体要交易的物品。“蔫”指出对方商品质量的致命缺陷,即使不是那样,作一些贬低是必要的,表明自己是内行。“几分钱”指出了讨价还价的价格范围:在一角以内,避免漫天要价。“包罗”这是指眼前谈到的全部商品,也就是商品的量单位。这句话包含了商业谈判的心理和技巧:一定要自信,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内行;能一眼指出对方商品的不足之处,使对方减少信心,再就是价格的范围,当然必须低于市场价,也要在对方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内。最后确定商品的量单位。
  
老南京话俗称“白话”,它的最大特点在于保存了入声系统,被称为“真正正宗的南京话”。卢伟告诉记者,今天南京话在文化界影响较大的是南京白局。他举了一些具体的南京白话的例子:玉米叫“包卢”,勺子叫“挑子”,鞋子读作“孩子”,厕所叫“茅斯”,膝盖叫作“磕七头”,簸箕叫“撮簸”,脑袋叫“老瓜子”,干什么叫“干么斯”,讨厌叫“犯嫌”,恶心叫“异怪拔拉”,吓人叫“喝人拔拉”,大方叫“胎气”,一米多高表示“非常”。
  
本报记者 姚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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