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劍青]北京話的鄉土底色（2）

  : 中華文史網

中國史學界對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夠，在各種場合總令人不適。去年，我訪問非洲，途經埃及，楊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盧克索遺蹟。從１７９８年拿破崙入侵時發現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於１８２２年譯出，經過１００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斷代已基本解決。法、英、德國的考古學家作出了不小貢獻。古王朝（３２００―２７００ＢＣ）的紀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斯時代（２７５０ＢＣ）精度為數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時代（２４００―２３７５ＢＣ）精度達到十年以內。第Ⅶ―Ⅹ王朝以後（２２８０―２０５０ＢＣ）精度已為數年。第ⅩⅡ王朝（１９９１―１７８６ＢＣ）共２１３年，是帕克（R.Parker）據古文獻紀錄：某王登位的第７年第８個月第１６天天狼星在東方升起時的月相計算出來的，標明精度為±６年。中國『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顧炎武語），中國天文學家為何不根據中國豐富的古代天文紀錄算出夏商周三代紀年？

　　去年訪問以色列，認識了以科學院副院長特德莫（H.Tadmor）。他是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他出生於哈爾濱，說視中國為半個故鄉，對中國古代史興致很濃。他給了我一個材料說，由於１９世紀中葉識譯了亞述巴尼拔（６６８―６２５ＢＣ）王宮館藏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藉助天文學，解決了古巴比倫王國阿卡德（２３７８―２３７１ＢＣ）以後的精確紀年。對古亞述（３１００―１６００ＢＣ）是粗估。巴比倫第一王朝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是由天文學家根據對金星的文獻紀錄算出來的（H.Tadmor: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Vol.Ⅱ,Israel,1971）。特德莫最近還來信表示願參加中國古代史紀年研究。席澤宗先生在【科學史八講】中有關於巴比倫王國第六王漢謨拉比（Hammurabi）在位時間的天文計算情況。

　　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與埃及和兩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會各界不安。近幾年，民間巷裡，科技團體，怏史學界之遲疑，怨眾賢之蹣跚，無奈自編三代紀年。河南新鄭，『黃帝故里』，自製黃帝紀年，國內外抄錄者紛至沓來。王光英副委員長給我一張中英文對照紀年表，定夏為２２０５―１７６６ＢＣ，據說是廣州某公司所印，廣為傳播。青島化工學院一位工程師擬出版研究成果『歷史紀年表』。袁曉園女士最近疾呼史學界勘定黃帝紀年作為中國參考紀元（【光明日報】１９９５年１月２日）。冰積泉涌，激揚風起，反映了社會各界的急切。

　　今天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條件大大縮短這個差距，以饗社會之急需。

　　首先，新中國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幾十年，仰韶晚期（３０００ＢＣ）、大汶口晚期（２８００―２４００ＢＣ）、百多處龍山文化遺蹟（２８００―２０００ＢＣ）和二里頭夏代文化的重大發現，為古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和佐證。

　　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對中國歷史最大的貢獻應在三代史上，這是中國考古中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之一（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３４頁。三聯，１９８３年）。考古學家們若近期集中力量於三代，必能做出新的突破性貢獻。

　　天文學能提供比過去更強有力的支持。現在計算機能力很強，任何有規律可尋的古代天文現象紀錄都可以極快地算出。紫金山天文台張培瑜先生已編出【３５００年曆日天象】（１９９０版），記１５００ＢＣ―２０５２ＡＤ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蝕表。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向前再推１５００年，不會費太大力氣。

　　席澤宗先生給我的一個材料說，張鈺哲先生曾認定【淮南子】記：『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發生在公元前１０５７年３月１４日哈雷彗星回歸之時。貴州工學院葛真先生１９８０年核算【竹書紀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當為８９９ＢＣ或９２５ＢＣ某日之晨的日蝕。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彭瓞均、洛杉磯加州大學周鴻翔及英國德蘭姆大學（Univ.of Durham）邱錦程合作計算，是前８９９年４月２１日凌晨５時４８分發生日蝕，陝西一帶可見。台灣清華大學黃一農先生核算古文獻所記，夏禹時『星累累若貫珠，煥煥如連璧』，是發生於前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６日至３月９日，五大行星同時可見於張角小於４．３度的天空。這與美國班大衛（David W.Pankenier）於１９８２年的計算相同。班曾提議把夏初定為１９５３ＢＣ。

  來源: 東方早報

然而齊如山的著述卻少有宋儒的道學氣息，也沒有顧、顏、李等清初大儒的經世關懷，有時候他發抒一些注重固有文化道德的見解（特別是旅居台灣時期），看上去更像是門面話。從思想上說，齊如山仍是一位新人物。他是同文館的畢業生，學過德文和法文，多次遊歷西歐各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新黨』。他與新文化人或許有些隔膜，但並不排斥，正如他研究國劇但並不排斥話劇一般。胡適、劉半農、梁實秋等，都是他的好友。齊如山服膺胡適『拿證據來』的治學方法，事實上他那種注重事實而較少發表議論、對事物充滿純粹的好奇心和求知慾的態度，也可以說包含着樸素的科學精神。臺靜農讀過他的【國劇藝術匯考】以後，便稱讚他具有『科學家的精神』，『有如科學家，親身采輯，然後分析實驗，才得到結果一樣』（【讀〖國劇藝術匯考〗的感想】）。　　  
齊如山對北京風土民俗的關注，與『五四』以後新文化人對民俗的興趣，也隱隱有相通的地方。齊如山寫【北京土話】、【諺語錄】，要藉由言語了解國民的精神與心理，與新文化人的思路不無暗合之處。自然歷代文人風土誌一類的筆記並不鮮見，但或者寓家國之思，或者重文字趣味，與齊如山的著述絕不相類。就北京一地而言，康熙以前士大夫多注重古蹟名勝、典章制度，康熙以後記載民情風俗者才漸多起來，『且記述民情風俗的書，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的詳細確切』（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征〗序】）。真正將民俗提升至學術層面的，還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化人。不過短短的二三十年，成績似乎不能令人滿意。1944年周作人在【十堂筆談】一文中特別談及『風土誌』的重要，表示希望將它引入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這冷僻的小路稍為增加幾個行人』：
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不敢去勞駕，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雖是寂寞的學問，卻於中國有重大的意義。
齊如山和周作人淪陷時期同樣困居北平，所做的選擇截然不同，兩人似乎從未通過音問。然而周作人的這段話，移用至齊如山身上可謂銖兩悉稱。惟有齊如山有關北京乃至華北風土的著述，庶幾可副周作人的期望。只是齊如山的這些著述基本上都是旅居台灣時期乃至身後才陸續發表，周作人無由得見，否則他或許要引為知音的吧。
周作人表示『不敢去勞駕』『專門弄史地的人』，而寄希望於『另外有人』，表明他對新文化人的民俗研究殊為失望。齊如山誠然並非『專門弄史地』的人，他與新文化人在『眼光向下』的姿態方面不謀而合，但入手處雖相似，最終仍是分道揚鑣。齊如山自有其為新文化人難以企及之處。
同樣關注民俗，齊如山與新文化人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是他能做到與民俗『不隔』，而新文化人卻是站在民俗之外，將民俗視為對象化的知識來處理。比較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征】中『語言』一部和齊如山的【北京土話】，便可一目了然。李家瑞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劉半農指導下從事民間文學研究，1928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致力於北京風土民俗的研究，堪稱新文化一派民俗研究的正宗傳人。1931年李家瑞出版【北平俗曲略】一書，對北京俗曲梳理源流，分析特點，每篇都附以唱詞及曲譜作為實例，頗為學界所重，此書可與齊如山稍晚所作的【故都百戲圖考】參看。【北平風俗類征】出版於1937年，作者從各種文獻資料中搜集爬梳有關北京風俗的條目，分『歲時』、『婚喪』、『飲食』、『語言』等十三部，成四十萬言，是一部工具書性質的類書。然而誠如周作人後來所說：『一沒有索引，以至細目，二排列雜亂，年代不明，三大冊長行，翻看不便，如用對截小冊子，其實也要四至六冊就行了。至於疏漏亦所不免。』（【關於水烏他】，收入【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就『語言』一部來看，作者從【周禮】、【史記】以降的典籍中L羅有關北京（實則包括元代以前的幽燕地區）語言的片斷材料，用力雖甚勤，然既難言系統，亦不切於實用，檢索之不便還在其次。李家瑞的北京民俗研究，基本上依賴於書面的文獻資料，對現實生活中的民俗較為隔膜，這也是早期新文化一派民俗研究的普遍缺陷，結果往往是將鮮活的民間風俗，化為冷冰冰的材料和知識。這或許也跟新文化人的『現代學者』身份有關，他們大多置身於學院體制中，雖有意『眼光向下』『到民間去』，但畢竟有人我之別，主客之分，民俗在他們那裡，始終是作為外在的『對象』而存在的。
齊如山則沒有這層羈絆，他研究國劇，記錄民俗，幾乎純然出於個人的興趣，齊家在北京經營大和恆米麵鋪，生意興隆，衣食無憂，這使得齊如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業中。高陽齊氏雖是詩書世家，簪纓門第，卻並不脫離農事勞作，齊如山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年，日常飲食起居全然保留着河北鄉間習慣，因而齊如山對種種風俗土語不僅不隔膜，甚至可以說是如雨水泥土般熟稔自然，且抱有濃厚的興趣。【北京土話】純從生活中來，讀此書有如聽田夫野老說耕種稼穡之事，親切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