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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第二，對清末今文經學的不同看法。
誠然，顧頡剛古史觀的形成，經歷了對今古文經學繼承和批判的雙向認識過程。他對錢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的主張非常贊同，也曾站在古文經學求真的立場上批評康有為『拿辨偽作手段，把改制當目的』，『非學問研究』態度，也曾多次聲稱『決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學說我一樣地要把它打破。』（註：顧頡剛：【錢穆〖跋評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五），第632頁。 ）但據此便得出顧頡剛已自覺地、有意識地超越了漢宋藩籬、今古門戶的結論，似乎還有些勉強。眾所周知，顧頡剛的疑古辨偽和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晚清以來的今文經學關係甚巨。兩漢以後漸為湮沒的今文經學，到清代由莊存與開其端、劉逢祿奠其基，至龔（自珍）、魏（源）而蔚為大觀，到廖平、康有為時集其大成。特別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直接開啟了近代的疑古之風和顧頡剛的古史辨偽。然而，康氏之書寫於戊戌維新時期，其書主要是借經學談政治，為變法維新鳴鑼開道。兩書在政治上打擊泥古守舊思想，意義甚大。但是從學術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結論不免牽強、武斷、難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有為的學生梁啓超，對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的批評（註：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錚校註：【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由於顧頡剛的古史辨偽頗受康有為今文學派觀點的影響，因此他對晚清今文學家的疑辨思想和歷史解釋比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為等人的今文家說來為其古史觀張目。他說讀了【新學偽經考】，『知道它的論辨的基礎完全建立於歷史的證據上』（註：【古史辨】（一）『自序』，第26頁。），讀【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無稽、夏殷以前文獻不足征，認為『此說極愜心饜理』，『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註：【古史辨】（一）『自序』，第26頁。）。1930年顧頡剛發表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這是他闡述其古史理論的又一力作。該文在方法論上顯然受到了康有為今文經學的影響，認為劉歆所作的【世經】，是媚莽助篡的東西，【世經】裏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統，是出自劉歆的偽造。他說：
康先生告訴我們，在今文家的歷史裏，五帝只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沒有少昊。在古文家的歷史裏，顓頊之上添出了一個少昊，又把伏羲、神農一起收入，使得這個系統裏有八個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來證實古文家的偽經【周禮】裏的三皇五帝。這個假設，雖由我們看來還有不盡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經】和【月令】的死命了（註：【古史辨】（五），第254―255頁。）。
後來在【錢穆〖跋評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他仍堅持古文經為劉歆有意偽造這一觀點（註：【古史辨】（五），第 631頁。）。對於顧頡剛所堅持的劉歆造偽說，當代學者多有批評之語。曾親自參加過當年古史辨運動的楊向奎認為，無論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顧頡剛），還是『古史的分化演進說』（童書業），『在方法論上都受有清代經今文學派的影響，他們都是反對古文經的健者。』（註：參見楊向奎：【論『古史辨派』】， 【中華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第22頁。）湯志鈞也指出，顧頡剛攻擊劉歆造偽，『仍然是今文學派的方法，多少重複過去的老路』，『有時還沒有完全脫離經學家的圈子。 』（註：參見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 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54、358頁。）
在對待【左傳】、【周禮】等古文經為劉歆偽竄和假造這一問題上，錢穆與晚清以來的今文學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看法截然異趨。在錢穆看來，無論是政治還是學術，從漢武帝到王莽，從董仲舒到劉歆，只是一線的演進和生長，絕非像晚清今文學家和疑古派所說的其間必有一番盛大的偽造和突異的解釋。所以錢氏轟動學術界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主要便是針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而作的。錢著以年譜的著作形式具體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體事實揭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有28處，凡康氏曲解史文之處，均一一『著其實事』加以說明，廓清了風靡清末民初學術界的劉歆偽造群經說。錢氏雖然用歷史考證的方法否定了劉歆造偽說，但是他並沒有站到古文經學的立場上來申古抑今。因為他認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觀構造的門戶，與歷史的真相併不相符。他聲稱是『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註：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出版。）1931年錢穆在【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分析了顧頡剛的古史辨與晚清今文經學的不同之處外，還主要針對顧氏【世經】出於編造，少昊是劉歆插入古史系統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說：『五行相生說自【呂覽】、【淮南】五方色帝而來，本有少昊，並非劉歆在後橫添。』『以漢為堯後，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說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統決不俟劉歆始，劉歆只把當時已有的傳說和意見加以寫定（或可說加以利用）。』（註：【古史辨】（五），第629―630頁。）由於錢穆主張五德體系並非劉歆無端偽造，所以他致力於探尋從漢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間的學術漸進演變之跡，力主用自然的演變說取代劉歆造偽說，並勸告古史辨派『應用歷史演進的原則和傳說的流變來解釋，而不必用今文學說把大規模的作偽及急劇的改換來歸罪劉歆一人。』（註：【古史辨】（五），第630頁。 在錢穆看來，『五四』以後的疑古派雖有反對經學門戶偏見的論述，但是在他們的具體研究實踐中，卻沒有真正擺脫傳統經學門戶偏見的影響。參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的有關論述。）顯然，錢穆試圖在糾正當時學術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較自覺地在做超越今古門戶的工作。我們認為，20―30年代錢穆對晚清今古文之爭以及古史辨運動與清季今文經學關係的論述所持的態度是正確的，其批評的言論不失為持平之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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