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南懷瑾

　　　　　　孟子的策略——規之以正
　從這段記載看來，戰國時代雖然已經很亂了，但是比起現在世界各國，用武力征服了人家，接着就併吞占為己有的情形要好些。所以齊宣王也還是蠻可愛的，竟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
　這件事發生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之間，也正是蘇秦身佩六國相印的後期。燕國的國君文公死了，他的兒子易王繼位，齊宣王是乘人國喪而去趁火打劫的。
　齊國派兵去打燕國，在短期間內，齊國很快就把燕國打敗了，齊國獲得全勝，占領了燕國十個城池。齊宣王徵求孟子的意見，問孟子說，有人建議我到此為止，不要把燕國併吞。也有人建議我，現在就把燕國並吞下來算了。以我這萬乘之國的齊國，而去攻打萬乘之國的燕國。在相等的國力之下，竟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把燕國打敗了。這種勝利，似乎非人力所能為，看樣子是天命。假如不把燕國拿下來，就是違背了天意，上天會降下災難的。我看還是把燕國拿下的好。你孟老先生以為怎樣？聽聽你的高見如何。
　孟子告訴他說，假如你把燕國占領了，燕國的老百姓很高興、很願意的話，就不妨占領下來。古代曾經有這樣的例子，那就是周武王。假如你占領了燕國，而燕國的老百姓不高興，不願意的話，那就不要占領，古代也有這樣的歷史經驗，像周文王就始終沒有起兵伐紂。
　後世的說話，標榜文王是『不忍心也』。假如暫且推開王道精神不談，只從謀略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文王看得很準，在他那個時候，時機還沒有成熟，在他自己手裡來不及了。況且姜尚（太公）七十多歲才遇文王，而文王那時已經九十多歲，步入退暮了。等到他兒子手裡，紂王還不能反省轉變的話，那麼，一切的機緣成熟，才能一舉成功。所以他把這個事業，留給兒子去完成。
　這個歷史故事被曹操『翻了版』，有人向曹操勸進，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說：『我其為文王乎！』下面意思就是說，讓我兒子去干吧！
　孟子接着又針對這次齊國伐燕國的戰役對齊宣王說，如果以萬乘之國代萬乘之國，在相等的國力下，只有五十天的時間，就打敗了對方。而對方的老百姓們，拿了吃的、喝的，來歡迎你的部隊。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的內政大亂了，老百姓們一心想要避開水深火熱般的暴政，所以歡迎你去解救他們。假如你去了，老百姓生活得更痛苦，那怎麼行呢？原來的統治是暴虐的，而你又更暴虐。這樣，只不過是換一個暴虐的『手』而已。——這個『運而已矣』的『運』字用得很妙，可以作『換一手』解釋，也可以解釋為『也會輪到你遭遇同樣的失敗下場』。這『運』是運轉，有如佛家說的輪迴果報。
　這一件事，在另外有些史書上的記載，孟子當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因此，這件事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大疑案了。
　據【戰國策】的【燕策】記載，孟子對齊宣王所說取不取燕國的話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但是【史記·燕世家】卻說，孟子這些話是對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說的。
　蘇秦口辯輕取十城
　但據後世考證，本書上這一次的對話，應該是孟子對齊宣王說的話。至於『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的話，大致確定是孟子對齊清王說的話。孟子第二次再到齊國，也就齊宣王當政的時代，而且居留在齊國的時間也比較前一次長久，或者有此一說？
　燕齊兩國之爭，也是歷史上的大事。這一次的戰役，齊宣王雖然也徵詢了孟子的意見，但到底沒有採用，結果還是取了燕國十城。
　燕易王沒有辦法，就來找蘇秦理論了。他說：『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燕文公）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親），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
　蘇秦被燕易王這一責問，慚愧難受到了萬分，他便很肯定地說：『請為王取之。』——我一定可以為你燕國收復這十個城市的失地。
　於是蘇秦便轉到達齊國來見齊宣王。他首先向齊宣王朝拜，慶祝他打燕國的勝利。隨後站起身來，便仰起頭，對着齊宣王故做弔喪式的悲悼狀態。齊宣王看了他的舉動，莫名其妙，就說：你何以這樣舉止失常，一忽兒向我慶祝，一忽兒又那麼悲傷？
　蘇秦說：燕國雖然弱小，但也是秦王的少婿呢，你齊宣王只顧眼前的利益，侵略了他十個城市。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你便與西陲的強鄰秦國，結了不解之仇了。『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燕國好比一隻飛行的孤雁，獵人看了，當然忍不住要射擊，殊不知這隻孤雁的後面，就跟着一隻強有力的大猛鴛。你在前面射下了孤雁，它就趁機以保護弱小為名，來侵略你了。你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了嗎？
　齊宣王一聽，臉都變青了，趕緊請教，該怎麼辦？
　蘇秦說：『古之善判事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你肯採納我的意見，馬上歸還從燕國搶來的那十城失地，燕國無故而收復你慷慨還他的十城，必然歡喜得不得了。同時秦國心裡也很明白，知道你是為秦、燕有岳婿的關係，而賣了一個面子給他，所以歸還了燕國的失地，當然也很高興你作得漂亮。此是所謂『棄強仇而立厚交也』。
　齊宣王立刻接受蘇秦的意見，甘願吞下這包瀉藥，馬上歸還了燕國的失地。其實孟子的意見，比起蘇秦的理由來，崇高而偉大，深謀而遠慮，只有更好，沒有更壞。為什麼齊宣王聽不進去？蘇秦一說，就立刻變色呢？因為孟子說的目標，是要齊宣王光明正大，施行大仁大義的王道精神，所以齊宣王聽了，認為是讀書人的迂腐之見而已。蘇秦說的，是動之以眼前的利害，懼之以可怕的後果，人的眼光見地到底是短視的，眼前的利害容易看得到，長遠的大利實在無法去想象。
　不過，由此也可見兩個要點：一是辯士、說客的作風，與真儒聖賢的態度，截然不同。二是無論善惡、是非的動機如何，要想說得動人，聽得進去，臨機應變的妙用，實在是不簡單。所以韓非子一再強調『說難』，說話不容易啊！
　其實，孔孟聖人的仁義是正道、是正理，好比一個人的頭腦。而利害權謀的運用，好比手足（手段）的運用，所以蘇秦之輩，在當時的遊說策辯，也非偶然，不是只憑一張嘴隨便說說的。後來宋代司馬光論史，曾經說過：
　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潘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從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者從，六國之利也。齊為三晉，燕楚之根抵。三晉燕楚為齊之藩籬。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里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後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並為虜，理勢然也。

　 燕齊之戰
　為了研究孟子的學術思想，這裡僅就流傳較廣的【史記】、【戰國策】等資料，先約略了解孟子答覆齊宣王取燕與否的時代大勢。然後，便須了解孟子後來對齊湣王的一段話。
　在【史記·燕世家》裡，說是燕王噲讀書，中了『書毒』，很想自己當堯舜，學堯舜的禪位，把國家讓給別人。當時燕國有一位叫子之的奸臣，是一個大壞蛋，知道他這位寶貝老闆，有如此的想法，就布置了一個局面，由燕王噲把政權讓給他。這個時候，燕國國內已經亂得不得了。
　正在這個時候，蘇秦在齊國被刺了，受了重傷。當時齊宣王聽到蘇秦被刺，非常生氣，他因為愛才，特地親自去慰問蘇秦，並且追問兇手是誰。蘇秦這個人真是高明，他很清楚，受傷太重，已經沒有希望了，但臨死時，還想出死後報仇的方法。他告訴齊宣王，查兇手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在他死了以後，對外宣稱，蘇秦本來就是為燕國到齊國來作間諜的，現在把他刺死了，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兇手有這樣的大功，應該給予獎賞。齊宣王在蘇秦死後，照他的話做，果然那名刺殺蘇秦的兇手，出面來領賞，齊宣王把這名兇手殺掉，替蘇秦報了仇。
　蘇秦過後，他的弟弟蘇代起來了。蘇秦讀了幾年書，連弟弟都能教得出來遊說諸侯。現代的基辛格，只能一個人玩，還玩得並不十分高明。而蘇秦兄弟兩人，都能夠把各國放在自己手掌擺來擺去地玩弄。最初，蘇代到齊國、燕國，都不大受歡迎。可是不知道蘇秦寫了或讀了一本什麼秘笈，這秘笈後來可以被燒掉了，或失傳了。而當時竟然教會了他弟弟，所以蘇代儘管最初不受歡迎，但經他三言兩語一說，那些君主們又聽他的，相信他而任用他了。
　這時蘇代奉了燕王之命，也到了齊國。而【史記·燕世家】及【戰國策】記載，燕王噲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恐，構難數月，老百姓死者數萬。在當時的人口，幾個月死了數萬人，用現代人口數字類比，就好像一個國家在幾個月以內死了幾百萬人，這數字是不得了的。
　齊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燕國。這就是為齊、燕之間的仇恨，種下的一個因。後來燕國的昭王即位以後，為了要復國中興，就廣求天下良才，交接賢能才智之士，集中人才，共謀大事。這時有一個名叫郭魄的策士，抓到了機會，去對燕昭王說，你如果要招納天下賢士，就先把我這個並不見得有特殊本領的人高抬起來，那麼天下的賢能之才，自然就都到你燕國來效力了。燕昭王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從前有位喜歡千里馬的國君，出千金的高價去找。後來派去買的人，花五百金買了一具千里馬的骨骼回來。這位國君起初很生氣，但派去買馬的人解釋說，連死馬都花高價買了來，更何況活馬呢！這個風聲一傳出去，千里馬很快就會來了。果然，他愛馬的名聲傳出去了，不到一年，就有了三匹千里馬。現在你燕昭王把我供在這裡，自然天下賢能之士，都投奔到你燕國來了。
　燕昭王聽了他的建議，用了他，後來果然許多知名之士都到了燕國。最後昭王用了樂毅，很快就把齊國打敗，連下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宮兩城未下。後來齊國又用田單，以火牛陣反攻，打敗了燕國而復國。
　這些戰役，都是齊湣王在燕王噲讓國而內政大亂時，乘人之危，攻打燕國所種下的禍因。
　根據【戰國策】和【孟子】的記載，好像齊國在攻伐燕國之前，齊宣王（【史記】則說是齊宣王的兒子齊湣王）曾經問孟子，可不可以占領。而【戰國策】與【史記】上記載，孟子說，『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意思是說，你現在去打燕國，和古代武王代紂，完成文王的事業一樣，正是時候，你可以去打。假如孟子真的是這樣說法，那麼孟子和蘇秦、張儀也差不多了。如果孟子沒有說，那麼司馬遷和【戰國策】的作者，就犯了誹謗罪，就要像最近報紙上為了韓愈的一篇文章，要打官司了。
　總之，這已經為孟子上了一點顏色，有了一個小小污點。因為這句話等於鼓勵齊國去侵略，這是很嚴重的。【孟子】本書上記載，當時便有人問孟子是不是曾經鼓勵齊宣王去打燕國。孟子說，這是沈同問起，像燕國目前這樣，燕王噲糊裡糊塗地讓國給子之，而子之把內政弄得亂七八糟，死了好幾萬人，燕國的老百姓這樣痛苦，可不可以去攻伐。我告訴他，可以。但是我說的可以，是指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的出兵，而不是說侵略性的攻伐。正如有人問起，某人殺了人，犯了罪，可不可以處以死刑。我說可以，但並不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去殺這個犯人。而是要執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去判處他的死刑。
　但這些話，對齊宣王說的也罷，對齊湣王說的也罷，對別人解釋也好，到底孟子說了沒有？是怎麼說的？在【孟子·公孫丑下】，便有對沈同一段話，可作說明。
　接下來第二部分疑案，是年代問題。本來孟子的年代，以及那時候許多事情的年代，是很難確定的。據【史記】記載，孟子這段話是對齊湣王說的，是孟子去過魏國，見了梁襄王，不投機，就回魯國去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次回到齊國來，見了齊湣王，湣王正好出兵攻打燕國。反正【孟子】這本書，不論是孟子自己作的筆記，或者門人根據資料寫的，在文字上總會有多少修飾。但在語氣之間，還是贊成有此『弔民伐罪』的一戰，只是不像【戰國策】式說得那麼激烈而已。

　蘇代評論齊王
　在當時的國際背景，還有一段有趣的事。原來燕國是派蘇代去齊國做間諜的，蘇代到了齊國，齊湣王本來認為他是一個政客，兩邊跑的，不太理他。可是蘇代很厲害，最後還是說服了齊湣王，暗中幫了燕國的忙，甚至於齊國要他帶兵去打燕國，結果打了敗仗，齊湣王還是相信他，他又利用當時的國際情勢，使齊王派他出使到燕國。
　燕王噲看見自己派往齊國的間諜回來了，就問蘇代說，齊王可能稱霸天下嗎？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噲問，這是什麼道理呢？蘇代說：『不信其臣。』這四個字是不是實在呢？這也是實情。
　我說過，齊宣王是相當有器量的。那時候天下賢能之士，如孟子、鄒衍等名賢，都集中在齊國，而齊宣王也很尊敬他們。這些人講的話，他也聽，但接納不接納是另外一回事。他等於設立了一所研究院，用很高的待遇養着這些人。你們講演也好，開座談會也好，你們儘量去吹你們的，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並不偏愛某一人，也不專采某一人的建議。結果他的兒子齊湣王也和他的父親宣王一樣，但更有甚焉，『不信其臣』。
　蘇代把這情形報告了燕王噲以後，燕王噲知道齊國已不能稱霸天下，於是放心了，同時聽了別人『不信其巨』的弊端，便專任子之，讓他負更多的權責。最後讓位給子之，終於導致了燕國內部的大動亂。
　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秘密，原來子之早就看出蘇秦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所以就教他的兒子，積極追求蘇代的女兒。兩個年輕人結了婚，子之和蘇秦、蘇代之間，早已成為兒女親家，而且在蘇代奉燕王之命到齊國去做間諜以前，是有深交，蘇代自然要幫忙親戚。所以又是寥寥『不信其臣』四個字，不着痕跡地種下了燕王噲讓國的前因。再加鹿毛壽說的『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於是就演出了一幕食古不化的醜劇。
　了解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人事的背景，權臣謀士們心術品格的卑劣，再來看【孟子】這一段書就更有味道了。雖然孟子說的是可取之道，與不可取之道，談的是理論。但是以孟子談話的氣勢、口吻，和當時國際情勢配合起來看，那麼孟子的話，和當時的謀略家，縱橫家們沒有兩樣，他的態度是贊成的了。其實在精神內涵上，還是大有不同。
　前面已經講述，齊宣王時期出兵攻伐燕國，打了勝仗，占領了若干土地與城市。但仍有下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彳奚我後，後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罩食壺漿，以迎五師；若殺其父兄，繫纍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訖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上也。』
　前文講到齊國打燕國，把燕國拿下來了。可是國際上不同意，看不過去了。諸侯之間，計劃組織一個聯合陣線，要打齊國。這時，齊宣王問孟子，現在諸侯們要聯合起來，替燕國打抱不平，攻擊我們齊國了。孟先生，你看我應該怎麼辦？
　孟子說，就我所知，我只聽說過以方圓七十里領土，而領導了天下，像南湯當年就是這樣興起的。可還沒有聽說過，擁有方圓千里的一個大國，竟然還會畏首畏尾的。
　從孟子這段話的論調，可以看到，戰國時代終歸是戰亂的時代。不管你聖人高明到什麼程度，時代的趨勢，國際政治風氣的力量，畢竟很大，個人的思想觀念終究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這時孟子就以力的大小來立論了。
　孟子又繼續引經據典，用【尚書·商書】上仲虺誥文『湯一征，自葛始』的一段話對齊宣王說，【尚書】上仲虺制的誥文上記載，商湯為了除暴安良，從『葛』這個小國開始了他的統一大業，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當商湯向東面征伐的時候，西面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的時候，北方的狄族也在抱怨。他們都抱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們這裡，而把我們擺在後面呢？
　孟子說那時各方面的老百姓們，盼望商湯的王師，像久處大旱的農民，對着萬里無雲的晴空，盼望着能有雲霓的湧現一樣。
　不過歷史上湯武那個時候，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也許是仲扈這位左丞相，在制誥時對商湯仁義的強調宣揚。
　孟子繼續描寫商湯征伐時，部隊紀律良好的情形說，當商湯的部隊打來了，當地的老百姓，做生意的還可以照常做生意，種田的也照常種田，一點也不受影響。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真的也有呢？在我們的歷史上，像這樣好的部隊，像這樣不擾民的戰爭，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問題全在於這位指揮部隊的司令官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仁將——曹彬
　如歷史上有名的仁厚將軍，宋朝初興時的曹彬。他奉命攻打江南，征服南唐後主——就是那位被俘解送到汴京途中、船上吟詩填詞『四十年來家園，三千里地山河』的李煜。
　當時曹彬圍攻南京半年多，連秦淮河、白露洲、西門水寨都占領了。到最後，只要一仗就可以輕易攻進金陵——南京城了。李煜也準備要投降了。在這緊要關頭，總司令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麼病呢？大家都着急，都監——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潘美，先鋒——前敵指揮曹翰等都到總司令部去探病。問起生的是什麼病，曹彬說是心病。於是大家紛紛主張找醫生，還要找名醫。曹彬說，不必找醫生，我的病醫生治不好，只有你們各位能醫好。大家問什麼辦法。曹彬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打進南京的時候，不許隨便殺一個人，也不許任何人奸淫擄掠，做不做得到？這時一班將領們只好說，你命令下來就好了嘛！曹彬說，不行，要先發誓。於是大家就發誓。發過誓後，立刻下攻擊令，打進了南京城，而城裡的老百姓還不知道呢！
　潘美的難以控制，曹翰的好殺，都是事實。當宋太祖趙匡胤授命曹彬去打江南的時候，曾告誡曹彬最好不要多殺人，對李煜一家人，更是要加以保全。曹彬當下遲疑不答，既不抗拒命令，也沒有明確的答覆。他只問副將——副司令要派誰來負責。趙匡胤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見了潘美、曹翰等人，發表他們作副司令。不過，當着他們，交給曹彬他平日用的一把寶劍，告訴他說，你拿着這把劍，『如朕親臨』，等於我本人在場一樣，凡是副將以下不聽命的，我授權給你，你只管照軍法辦理，先斬後奏，一切由你全權作主。他一面對曹彬說，一面眼角看着潘美、曹翰。嚇得這些人汗流泱背，只有稟報：『末將聽命』的了。
　曹彬的高明還不止如此。他又向趙匡胤請調一位將軍田欽祚，來擔任另一路的前敵指揮官。弄得潘美、曹翰他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姓田的，既狡猾，又貪污，愛爭功，又不肯負責。同時又最喜歡打小報告給趙匡胤，常常忌功而傾軋同事。曹彬所以請調了他來參加戰役，作用是準備平定江南之後，送點功勞給他，免得他在後方搗亂，又增加趙匡胤的懷疑顧慮，而對前方有所牽制。這就是曹彬高明的權術大用了。
　曹彬、潘美等破城以後，李後主在無可奈何之下，穿着白紗衫帽，親自向曹彬投遞降書。他先見副帥潘美，只好叩拜如儀，潘美卻也答拜叩頭還禮。進一步，便要上船晉見大元帥曹彬，他也設拜叩頭。曹彬便叫左右告訴他說：恕我『介冑在身，拜不及答。』換句話說：對不起，我是軍人，只好以軍禮接見你，不能跪拜還禮了，請原諒。
　行過了投降的典禮，正副元帥曹彬和潘美先自登上兩隻大船，很禮貌地請李後主上船飲茶。由岸上到戰船上的跳板，當然是獨木板。李煜素來是養尊處優，平時生活，哪裡受過一點罪，今天忽然要他經過獨木板上船，實在沒有這個膽子，再三排徊不敢踏上去。曹彬便命令左右的副官扶他上來。
　曹彬的確是很仁厚，他招待李後主吃茶的時候，他問起李煜家庭的成員，知道總共有三百多人，就替他準備一百條官船，給李煜三天時間，收拾財物，帶着進京。並吩咐他儘管多帶些財物去，暗示我曹彬不要錢，可是到了京里，還是有人要錢的，得準備送紅包。然後放李煜這些人自己回去，連衛兵都不派一個跟着。其他將領們很不放心，但曹彬並不在意。他說，放心！他連上船的木板都不敢走，生怕掉下水去，可見他怕死得很，哪裡會有逃跑的勇氣。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了，他吩咐副將潘美代理職務，表示自己要暫時離開總司令部三天，把統率部隊的責任交給他，並特別交代不許殺人犯軍紀。然後帶了二百名親信，在李後主的宮殿四周布防保衛，不許任何人闖進李煜的宮中。自己則親守在大門口，以防止下面的士兵們，以對待敵人的態度，進去危害騷擾。第三天以後，李煜帶了三百多人上了船，他才進宮去，查封了宮裡的財物，造冊呈報給朝廷。
　據宋人的筆記，另一面他的副司令曹翰，後來奉命攻打九江。打進了九江，縱兵擄掠，還要屠城。而他自己卻裝了二十幾船的財貨寶物，悄悄地運回家鄉去了。與曹彬相較之下，就有天壤之別了。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的後代也很好，孫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被譽為聖后；相傳還有一個孫女成了神仙，便是道家【靈源大道歌】的作者曹文逸真人。歷史上仁厚的名將，當然不只曹彬一個，其他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提出最有名的曹彬作例子。
　這就是王者之師、仁義之師的風範。打仗時只要屈服了敵方的領導階層就好，而對老百姓則是慰問、關懷、救助，像及時雨一樣，老百姓當然高興。孟子說，像這樣的仁義之師，所有【尚書】上仲虺在誥文上記載，那時的老百姓天天盼望着仁主到臨，仁主來了，就有好日子過，就能離開水深火熱的苦難。
　孟子引用了【尚書】的話以後，又針對當時的情況對齊宣王說，現在燕國內政那麼紊亂，又虐待他的人民，你發兵去攻打燕國，這時燕國的老百姓以為水深火熱的生活可以有所轉機，他們將會有好日子過了，所以他們從家裡拿出吃的喝的，高高興興地招待你的部隊。如果你反而殺了燕國的百姓，捆綁他們的子弟，拆毀他祭祀祖先的宗廟，搬走他們貴重的寶物，使燕國的老百姓受到更深的痛苦，那怎麼可以呢？
　至於國際上的觀感與反應，你要知道，天下各國諸侯對你國勢的強盛，本來就畏懼三分，現在你打下燕國，得了加倍的土地，又不行仁政，各國諸侯為了自己的安全，同時又有了口實，自然要聯合起來攻打你了。這等於是你自己發動天下的兵來討伐自己。現在你只有趕快發布命令，釋放俘虜，停止擄掠，再召集燕國的臣民代表開一個會，替他們選出一個賢君來，然後班師凱旋。這樣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對你的聯合攻擊。

　仁義的實質與權謀
　從歷史的資料看，齊、燕的結怨，有兩件事足以啟發後人的睿思。
　第一是，燕王噲傳到昭王以後，燕國起來復仇。要復國讎，必須要內政修明，力圖強盛。而內政之修明，又以人才之爭取為先。他第一個就採用了郭魄『千金市馬骨』的精神原則，廣求人才，得到樂毅這一批賢能之士，一戰連下齊國七十二城，湔雪了國恥。
　第二是，在那個時候，蘇代曾對燕昭王說過這樣一句話：『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他認為仁義的精神和行為，是個人對自己的一種最高修養。但是如果要想取得一國的政權，治理天下的百姓，僅僅講究仁義的道理，是沒有用的。把蘇代這個理論和孟子的話對照一下，則很可以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仁義的思想和精神沒有錯，只是在方法上，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通。
　其實，蘇代的話仍然不脫縱橫家的論調，把仁義限制在個人的修養上。我們知道，武王在起兵伐紂之前，曾經和姜太公商量過。據【太公金匾】的記載：『武王問大公曰：殷已亡其三，今可代乎？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可失也。』
　周武王在準備起兵攻伐紂王之前，對姜太公說，現在殷紂王因為暴虐無道，已經失去了他十分之三的國力、土地和人民，而且看來還會變本加厲，天下將更動亂，百姓將更痛苦。現在是不是可以起兵，以革命行動，把殷紂的政權拿下來呢？
　姜太公對武王說：據我所知道的，凡是知天——懂得天時、地利、人事等這些客觀因素和時代趨勢的人，當勢不利於自己，而無法實現理想時，他是不會怨天的。一個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也能將人心比己心，以己心度人心，那麼就不會輕易去責怪別人了。所以處理一件事情，先把客觀的因素衡量清楚，對別人的心理也了解了，根據這些條件，作好周密的計劃，然後按計劃行事，一定會成功的。反過來，如果不能把這些客觀和主觀的條件弄清楚，盲目地先做了再說，那就必然失敗無疑。而且，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成熟，唾手可得的時候，你卻遲疑不進，坐失良機，這樣不是太可惜嗎？比如田裡的稻子已經成熟了，而你不去收割，這就不對了。一件事情，時機到了，大勢所趨，由不得你，而你卻偏偏不採取行動，這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要如此，大事業更要注意。至於時機不到，或者時機已過，卻勉強去完成的，那是妄成，不會持久的。譬如夏天，枝葉茂盛，花開之後，到了秋天，自然結果。等到嚴冬來臨，則遍地冰雪，但是到了相當的時節，又自然地春江水暖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時機，一個恰當的時機很難遇到，但卻很容易失掉。
　鬻子也曾經有這樣的話：『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鬻子名熊，著【子】三十篇，分一卷六篇。他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下福祉所作的行政措施，就是最崇高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仁道。能使全國上下安居樂業而心悅誠服，就是帝王之才。自己並不着意去追求爭取，而自然由他人擁戴，那麼你便立了信。為天下民眾除害，換言之，誰危害天下人，你就除掉誰，這就是仁。如果順天應人，自然獲得權位，執政以後，全國上下親愛精誠，和睦相處，一旦有了外患侵凌，或內在的災禍危難，則和衷共濟，同心協力。能做出這種政績，那就真是為帝為王的材料了。
　同樣地，我們可以了解，孟子的贊成——至少是不反對齊宣王伐燕，並沒有違背他一向所主張的『仁義』思想。而仁義也不一定如後來所說的，只是完成個人美好人格的修養而已。依照姜太公的說法，在客觀條件的需要下，戰爭的手段可以完成更崇高的目的，則不但不違背仁義，且合乎仁義。照鬻子的理論推衍，一場為天下除害的戰爭，也就是仁道的伸張。
　總之，孟子因為燕國老百姓生活於水深水熱中，所以不反對齊國去攻伐，這並不違義。他的論調。可以說和當年姜太公對武王所說的，是同一個方向。問題是齊國之伐燕，沒有做到如鬻子所說的那幾個原則，也就非帝王之器了。事實上，基於當時時代趨勢等因素，孟子的思想並不像孔子那樣宗周。因為歷經七百多年來的中央周室，實在已是一個扶不起來的破砂鍋了。因此，只要有人能真正施行仁義，為民造福，他便可輔之為王。
孟子在魏齊的外一章
　孟子為什麼不能得到齊宣王、梁惠王的深信和重任呢？這實在使人有『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之慨！為了解答歷史上這一疑問，就不得不回來再綜合研究齊宣王與梁惠王一下了。

　齊宣王的風格
　戰國末期的齊國，已非西周時代的！日齊國，也非東周初期的齊國，而是由田完敬仲的後代，篡位而據為己有的新齊國。尤其從齊威王開始稱王以來，齊國便成了與秦、楚分庭抗禮而互相爭霸的大國了。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辟疆繼位，稱宣王。據孟嘗君的父親靖郭君（田嬰）的門客齊貌辨的觀察，說：『太子（指齊宣王）相不仁，過頤系視，若是者背反。』由此而知齊宣王的相貌和個性的一斑。所謂『過頤』，便是方面大腮，滿臉福相的描述。也可以說是腦後見腮，不可往來，後有反骨的相貌。所謂『豕視』，便是像豬看東西一樣，表面很糊塗似的，而實際上，心中自有主張，很精明，而且不時偷看到兩旁的東西。所謂『不仁』，不是說他一點也沒有仁慈的心腸，而是說他是個不容易對付、不容易侍候的角色。
　但事實上，齊宣王也可算是一個英明的主子，有他父親威王慷慨雄豪的秉賦。而且根據【孟子】的記述，他爽朗地承認有好勇、好貨、好色的多種毛病，婉轉地推掉孟子的高論，也可以說是不凡的作風。
　朝中文武多才士
　在他親政的初期，仍然任用鄒忌為相，但卻召回了被鄒忌所排擠，而具有上將之才的田忌為將，任命孫臏做元帥，一戰而擒殺了魏國的名將龐涓，俘虜了魏惠王的太子申，一舉而震動國際，威加海內。
　齊國，不但一躍而為當時國際上的政治大國，而且是赫赫的經濟強國。
　當此之際，齊宣王任命了重要的高級幹部：
　孟嘗君（田文）繼鄒忌為相國。
　禮遇高士顏囗、王斗；甚至間接優待魯仲連等不世人物。
　優容淳于髡的滑稽雋才。
　他聽了鄒忌及王斗當面批評他，不肯起用人才的一番話，一下子便任用他們與淳于髡等所推薦的一批人，而使得齊國大治。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齊臣）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進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進諫。』
　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通悅）。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謂土地人民之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
　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扌雲（同隕）之，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王斗曰：『世無騏囗(馬錄)耳（良馬之名），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盡轂（音斛，縐紗曰毅，紡絲而織之。）也。』
　王曰：『何謂也？』
　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日，不如愛尺毅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
　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王斗這番說詞，等於當面諷刺他的缺點，但齊宣王仍有雅量接受，不像秦漢以後的帝王，動不動便加以『處士橫議』，或『大不敬』的殺頭罪名。
　讚美詞與利害關係
　至於說到宣王不肯聽信臣下的勸諫，在用人上。信任不專，或學非所用，用非所長的事，大概不會錯的。例如他前任相國鄒忌的一番婉轉譬喻，便是針對他這毛病而說。
　鄒忌俯八尺有餘，身體(日失)（日側有光艷也）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明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答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通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通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舉）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去聲）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與敵國戰勝於朝廷之內也，即政治作戰勝利之意）。

　 貧賤驕人
　雖然宣王有用人不專的毛病，卻能面對顏(斤蜀)的頂撞，公然改變盛怒之威，願執弟子之禮。最後，顏(斤蜀)不受封而辭去，他又好像只能禮賢而不能真下士。
　齊宣王見顏(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斤蜀)，人臣也。王日「(斤蜀)前」，(斤蜀)亦日「王前」，可乎？』
　(斤蜀)對曰：『夫(斤蜀)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斤蜀)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家也）五十步而椎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宣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錳。」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左右皆曰：『(斤蜀)來，(斤蜀)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囗（音巨。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懸鐘之木刻飾象之，因名曰囗。每十六鍾共一囗。），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知（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堅門間裡，士之賤也，亦甚矣。』
　(斤蜀)對曰：『不然，(斤蜀)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日「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差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楊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日「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毅，是其賤之本與。」
　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日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守，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斤蜀)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專道也。然而形神不全。(斤蜀)願得歸，晚食以當向，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真言者(斤蜀)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君子曰：『(斤蜀)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
　　　　　　 滑稽大師——淳于髡
　另有淳于髡，完全不同於顏(斤蜀)的作風，他運用滑稽的高調，對了齊宣王爽朗的胃口。
　他身為齊之贅婿，長不滿六尺，而滑稽多辯，早為齊威王時代的左右寵臣。到了宣王時代，也同樣受到重用。他是個有心人，也見過孟子。與孟子的對話，下文再談。
　有一次，在一天之內，他同時又推薦七個人，請齊宣王錄用。宣王雖然覺得淳于髡太過份了，但辯論一番之後，還是照樣任用不誤。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
　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藥名）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山名）梁父（山名）之陰，則郗（仰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而且在軍事方面，當大家說不進去話的時候，如果淳于髡來個豬狗的趣味性比喻，宣王就聽進去，立刻放棄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韓國有黑大名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髡（免名）者，海內之狡免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疲倦）於前，犬廢后，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
　齊王懼，謝將休士也。
　又一次，齊宣王想征伐魏國，魏國派人暗中送禮給淳于髡，請他設法阻止。淳于髡公然貪墨，受了禮物。齊宣王有密報，也知道了這回事，但經他滑稽解說，又對了宣王的胃口，結果還是取消了作戰計劃。
　齊俗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壁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
　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代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丑而實危，為王弗取也。』
　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
　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
　曰：『有之。』
　『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
　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開戰國養士之風
　【史記】在【田完敬仲世家】中，述說齊宣王好養士，就好像開了一個議院或參政院，也相當於現在的研究院。如云：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驕、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因此，促成相國孟嘗君——田文跟着他學樣，也喜好養士。甚至，孟嘗君與齊宣王還爭相養士，大家熟知的馮援彈鉸，毛遂自薦，以及雞鳴狗盜之徒等，統稱他的門下，號稱有食客三千之多。高明之士如魯仲連，也是孟嘗君的座上客。
　由於齊宣王和孟嘗君爭相好客，而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風氣。此後，魏國有信陵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都以好客養士號召，名動諸侯，而影響於國際之間。
　不過，養士的風尚，除非有魏文侯、齊宣王、燕昭王的環境、器度與見識，或者還可以利多弊少。到了戰國末期，自孟嘗君、信陵君以後，其餘大公子們的養士，利弊就很難說了。甚至可說弊多於利。人與人間的交情，主客之間的感情，不是基於利害關係的，實在不多。即如孟嘗君晚年，被逐去齊，雖然經過馮訁爰設法，仕魏、居薛，如狡兔之有三窟，但後來他重返故國後，再也不能恢復昔日的風光。那些門客大都各奔前程，而孟嘗君也由此勘破了人情世故。
　孟嘗君逐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
　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通無）故去，願君勿怨。』
　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書所怨之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孟嘗君既反，因謝病，老於薛。
　後來，趙國的大將廉頗，屈而再起，也曾有過孟嘗君門下士同樣翻版的情形。
　　　　　　特立獨行於滔滔濁世的孟子
　齊宣王時代，養士的風氣是這樣的盛行，而遊說之士在齊國又這樣的多，但總是仰承君王的鼻息，或者相公的喜怒，而取得個人的富貴功名，以至於謀生而已。
　像我們的亞聖孟老夫子一樣，特別受到齊宣王的重視而處處待之以禮，確是異乎尋常。無奈人情重利而輕高遠，所以孟子教之以仁義之道，齊宣王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做不到。這也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反過來說，孟子學孔子，畢竟成為千古歌頌的聖人，這也就是孟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徑。所以後來淳于髡替孟夫子難過，想要影響他改變作風。但孟子始終特立獨行，不願曲學阿世。所以【孟子】全書所說的，都是古今不移的大經大法，都是正面文章，他絕不肯說側面的諛詞。
　像淳于髡，他便不同了。有一次，孟嘗君的封邑薛國有難，齊宣王並不想出兵相救。結果，淳于髡一片滑稽說詞，又打動了齊宣王救薛的心思了。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
　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訁喜，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攻哉。
　吏民千古兩相妨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四：『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稟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光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歷史政治上的因果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大約只有現代的一個小縣那麼大，姑且稱他為一個國。其實鄒和邾，也都屬於魯國的境內，用現代的觀念來講，相當於魯國的一個獨立市。
　鄒和魯國，發生了權利上的爭執，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衝突。鄒穆公問孟子說，在這一次和魯國的激烈衝突當中，我的高級幹部死了三十三個人，而這些幹部的屬下和轄區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肯為他們的長官效死。要是殺掉這些人吧，人數實在太多了，殺不勝殺。可是不殺罷，他們將來還是這樣眼看着長官戰死而不去援救，這樣怎麼行呢？真是殺也不好，不殺也不好，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孟子說，在平時遇到水旱災害，農產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們沒有飯吃。年紀大，身體弱的，餓死在路旁；年紀輕，身體健壯，走得動的，就離鄉背井，向外逃生。在鄒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達幾千人之多，占了你全部人口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糧倉裡面，多的是糧食，財庫里的錢也很充裕，有足夠的力量幫助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幹部們，當時並沒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訴你，他們這樣驕慢而不理政事，結果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時老百姓吃了他長官的虧。現在他們也就眼看着他們的長官受難，不出來救援了。這正是他們飢餓時，長官不救援他們的一種還報，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呢？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也就敬愛他們的長官，當長官有難的時候，他們當然就會拼死命去保護救助了。
　這一段中，孟子所說的理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並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孟子，這裡所引用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的歷史現象來說，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開電視，看見他突然冒險訪問以色列的消息，就知道他一定有影響力。同時也預料到以色列的貝京，也一定會去埃及報聘，也可以說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將來對於中東地區的謀和，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去嫌釋怨，總會有幫助的。假定我們處身在一百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這兩人之間的一往一來情形，以及誠心謀和與否的因果報應，則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的，能證實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我們隨手舉一個例子，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據說他自己並不想當皇帝，而是陳橋兵變，部下們硬把皇帝所穿的黃袍加在他的身上的。當時的皇帝，是後周的柴榮。他在位時死了，兒子還小，只有六七歲，而趙匡胤是柴榮當時的殿前點檢使，等於是憲兵總司令或首都衛戍司令等要職。就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當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時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兩首詩說：『記得陳橋兵變時，欺她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征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我們再看清朝，進主中國，是孤兒寡婦入關，而最後一代皇帝，又是寡婦孤兒悄然出關。因果報應，絲毫不爽。讀了元人那首詩，我也曾經依樣畫葫蘆的寫過一首：『寡婦孤兒自入關，便宜占盡此江山。果然二百餘年後，母子君臣出塞難。』博儀登基接受群臣朝賀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鑾殿的大交椅上時，他大哭起來，他的父親攝政王拍拍他，安慰說：『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這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的道理。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至於【孟子】書中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兩句文言，尤其別具韻味，而且也特別悲涼。豈但戰國時代的老百姓們如此，幾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都是過着這種艱苦的日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儘是一片流民饑荒的景象。悲涼，慘痛！豈是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形容的。社會的貧病到了這種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詩所說：『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貪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且看所謂工商業發達的社會現象呢？雖然沒有孟子這兩句話那樣悲慘，但是在物質文明發展之下的一般社會狀況，農村鄉鎮的衰落偏廢，都市文明的畸形發達，它的變相結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壯者散處四方』的景況。尤其對我們一般具有出國狂熱的心理病態的社會而言，也同樣會有此悲鳴，豈但只是衰亂時勢如此而已！
　 君道與臣節
　除此以外，由鄒穆公與孟子這一段對話中，引出一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極重要的問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根據本文鄒穆公的發問，認為他的國家有了重大的變故，而一般守上有責的高級幹部們，死難的不少，但是他們的部下，以及基層的民眾們，根本視若無睹，好像毫不相干似的。我們平常也都讀過【孟子】，但是重點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氣掩蓋過去。甚至可以說，我們被古文語調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兩個極其重大的基本問題。孟子當時既非盡情發揮得明明白白，我們後世讀來，也未仔細尋思，只是馬馬虎虎地讀過去了。
　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的傳統道德中，過去的歷史上，『君道與國共存亡，臣節盡忠死國事。』這是不易的原則。自三代以後，春秋以下，無論君主政體與否，這個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這種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當然，最具體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後的孔孟一脈的儒家學術思想。而在宋、元以後，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層紮下根基的，則歸功於幾部有關歷史故事的小說，如【三國演義】、【精忠岳傳】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義的精神，如重然諾守信義的義氣風範，融會在國民生活的每一環節，打入每一個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孫心坎深處。加上宋明以來理學家們在臣道、臣節上的深厚修養與發揮，因此在宋、元、明、清之間，士大夫們死難於臣節、盡忠報國的典型，比之以往的歷史，更加激烈而具體，更加莊嚴而可敬。
　其實這種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來久遠，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孟子講三道，動輒便提出周初開國的文武之業來作標榜。但事實上，以商紂的暴虐，雖經周武王鼎革以後，政治上的種種努力，但將近百年之間，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將近一個世紀，還有『殷之頑民』，始終與周朝並不合作。最明顯的，便如初期的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其實，歷史上所記載的『殷之頑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遺民的忠貞志士，因為作史者立場，所以稱他們為『頑民』，也就是所謂的頑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諸侯，封微子於宋，以祀殷商之後，固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時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餘信手拈來，如眾所周知的漢初田橫五百壯士，義不投漢，集體自殺以全節義；項羽的八千子弟，統統戰死烏江；這些都是犖犖大者，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其他有關歷代在成敗、存亡續絕之際，忠臣義士可歌可泣的事跡，還有很多。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長，關係一個民族國家，立國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加注意，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例如元朝與清朝的入關，在戰役中遇到戰死不屈的忠義之臣，或是後來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禮遇，雖依法執刑，死後仍善為安葬，示以生榮死祭以表忠貞。而對那些輕易投降，賣主求榮的，便為他們另外立了『二臣傳』，以表示有虧節操。這些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豈可以盡把它列入『愚忠』兩字而輕輕抹煞。而且這種節操的養成，與帝王民主的政體關係不大，並不是說在帝王養士的體制之下，才有忠臣義士的作風，在民主體制的時代，就不需要對國家民族有此忠義的節操，那便是大錯特錯，是自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無知了。
　問題不能扯得離題太遠，現在再迴轉來看鄒穆公這一段的對話。鄒是戰國當時的蕞爾小國，微不足道。但當他國家有難的時候，守上有責的高級臣僚，死難的如此之多。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表示鄒魯之邦，確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儘管主懦國弱，而文化教育的風範，始終未變。但是鄒穆公再進一步要求他國內的全民盡忠，那麼問題就太不簡單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覆，也便是反映出對當時邦君們的一種警告，一番抗議。這便是我方才說要特別注意的一段。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歷史哲學的重點之一。

　歷史上的基層政策
　討論到前面中國文化，有關歷史哲學這一類問題，我們看到自從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以外，歷代歷朝的歷史，也都是繼承孔子的學術重點——【春秋】責備賢者，特別是要求君聖臣賢，或明君良相的一貫精神。對於林林總總遺下編氓的一般國民們，從來沒有過於苛求，並非像鄒穆公的希望一樣，要求基層的國民們，也要層層盡忠，為他們的長上——長官去盡忠盡節。
　有人說，我們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軍政統治的總帳簿，比起西方後來的歷史學觀點，大為遜色。這個問題的是非好壞，暫且不談。現在只講我們過去的歷史記載，特別注重，也特別強調君臣之間——執行仁義政綱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貞和姦佞。而對於基層地方的吏治問題，幾乎都忽略了。過去雖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與否，但過去歷史所提吏治的『吏』，大體上是指官而言，並非如現代觀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層工作人員。事實上，依我的研究看來，兩千年來的一部中國政治史，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政治體制——禮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說，不論君主或民主，任何一個時代的興盛與變亂，基本上的問題，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層幹部上面。歷代的大小變亂，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於官逼民變，吏虐民反的結果。過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們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許多高明的論政，如切中時弊的奏議，以及討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學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對中央政府執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時逢明君，寵加採納，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閣，位入中樞，官階愈來高，隔離民間疾苦，距離民瘓也愈遠。試問，又有幾人肯請求降調，願意深入鄉村民間，作一個里正、保正芝麻綠豆大的地方基層幹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幾乎是一個永遠矛盾，無法調和的事實。譬如，美侖美奐的偉大建築，在外觀上，一定是鋪置名貴高華的裝滿，絕對不可能把基層的泥沙粗石擺出來。但事實上，這座宏傳建築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層厚實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顛倒來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無法落成。人們只瞻仰表層的高華，總是忘卻了基層的功績。所以由平民而變成為高明的知識分子以後，漸漸距離基層的平民愈來愈遠。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結果。
　 作官莫作怪
　例如春秋戰國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論上，固然仍須力求善政以利民，但在事實上，卻只是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離開民瘼愈遠。漢代注重地方治平，重視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離下層民眾還是很遠。唐代重刺史——即等於漢代重視二千石郡守的遺風，然而在盛唐以後的刺史，大多數是分發考取功名的進士們來擔當其任，因此難免有『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的氣概，而於基層民間的疾苦，也就愈來愈遠了。於是，外面則藩鎮（軍閥）專權，目無中央；內廷則宦官操政，女禍把持，天下事就不問可知了。
　順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詩，夾點笑話給大家輕鬆輕鬆。這首詩是描敘一個人一生的轉變情況，現在如用來比方過去歷史上官與民之間隔，卻也很有趣。它的前面兩句，便是剛才提到的『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可以作為舊時代達官而兼名士的寫照。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後面兩句可作為一般社會民生基層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職後清苦生活的寫照。這不是很幽默嗎？
　明清兩代，承元朝的政治體制演變，自中央級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級政治，即所謂省、府（州或道）、縣治。雖然注重親民之官的縣官大老爺，但是那些多半是從進士、舉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讀書做八股文的書生。所以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師爺——刑名與錢穀兩個得力助手的機要秘書。因此有人說，清代的政治，是為紹興師爺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內閣中書衙門，下至府縣，的確也是如此。至於真正的民間疾苦，所謂下情而能上達，幾乎比登天還難了。
　我們只是粗枝大葉地把歷史上這些事實作個了解，那麼，便可知道過去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懸空獨立的。各級的官吏，在理論上，應該是溝通上下，為民辦事。而事實上，一旦身為地方官，『天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任所欲為的事實也太多了。我們試想，以此圖功，何事能辦？以此謀國，焉得不亡！然而，我們的民族性，素來以仁義為懷，老百姓始終順天之則，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們做到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就安居樂業，日子雖然苦一點，還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們真的受不了，真的走投無路了，否則你做你的皇帝，當你的官，與他毫不相干。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重點之一。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官吏和老百姓的關係一直是如此，在鄒穆公問孟子的時候更是如此。那麼，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甚至內心氣憤得想殺些人來發泄一下，鎮壓一下，這豈非超越於政治原則之外，無乃太過乎！
　現在是民主時代，也是注重基層政治工作的時代。為民服務的基層工作，實在是一件神聖偉大的使命，很不簡單，最上層到中樞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節一節地統統匯集到了基層。其間事務的繁忙，頭緒的蕪雜，並不亞於上層執政者天天開會，隨時開會的痛苦。而最難辦的，往往是各部門的政令，缺乏橫的整體的協調，致使政令達到基層時，有許多矛盾牴觸之處，無法執行，只好一擱拉倒。還有許多政令，可以用在甲地，卻不適用於乙地，更不合於丙地的事實，但是也例行公文，訓令照辦不誤。實在難以作到，也只有一擱了事。還有最重要的，什麼高官厚祿，實至名歸，風光熱鬧的事，都集中在上層朝市。基層工作者，必須具備有願入地獄的菩薩心腸，和成功不必在找的聖賢懷抱。照這樣情況，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窮鄉僻壤，長期擔任一個國民小學教員，是不是真能心甘情願地盡心盡力去做得好？我對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於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總之，所得的結論便是，從古至今，基層的工作，能於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幹。因此，真正參與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幹，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為政府幫倒忙，作了喪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麼辦？至於說貪污不貪污，那還是另一附帶的問題，不必去討論。
　有時朋友們與我談到的美國的社會政治，基層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說，不錯。美國還年輕，歷史還淺，所以歷史文化的包袱也輕。甚至還沒有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們永遠如此年輕，不要背上歷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歷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當然愈難，那就得慢慢地潛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立竿見影了。
　至於經過民選，來自民間的現代官員，他們的功過、是非與善惡，且等歷史作定評吧！不過，千萬要記住，歷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鏡高懸，可以照見善惡而使原形畢露的作用，大須留心從事，多讀民族文化的寶典，培養仁心仁術，以立己立人。
　記得明人馮夢龍就有段論調怪誕的小品，寫得很好，特別抄錄一節，給自認為民主時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個借鏡。
　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請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豈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樣。民主時代的民選，更須切莫作怪。我們看了這一段似幽默，其實嚴肅的小品文，再迴轉來看孟子答鄒穆公的問題，便可以說，只恐穆公守上有責的有司們，早已經國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結論一句話：『君無尤焉』，又怎能責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鄒穆公的觀念中，認為他守土有責的重臣們既能盡忠，為什麼更下層的幹部們，就不能為他們盡節？這個道理，在理論上講，說來話更長了。總之，要了解中國文化的重心，無論是儒家或諸子百家的學術修養，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為一的。仔細體認歷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說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並無事業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應該是不聖亦賢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張江陵——居正，是萬曆當時的權臣名相，可算是一個大政治家，但因個性急躁，修養不足，所謂『操切為政』，往往便不能優容氣節之士。好多理學名儒，因為意見不合而被壓制不伸。但在張江陵當政的時期，的確做到了兵強國富，其功實有不可掩蓋者。可是當他身死以後，結果弄得抄家破產，大兒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離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風，慣於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處。但張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敗，實在也不免有話分兩截的必要。當時有人經過張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叢生，一片淒涼的景色，和當年的煊赫對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筆提詩在張宅的破壁上說：『恩怨盡時歸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這兩句詩，和張江陵的生平，正好用來作為鄒穆公問孟子這個問題的答案。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