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的漢學研究之路

  作者: 蔣向艷

　　2002年6月入選法蘭西學院（I’AcadémieFranaise）院士的法籍華人程抱一以作家、詩人、翻譯家、藝術評論家的身份為世所知，但事實上，程抱一的名字也曾出現於國際漢學史著作，他的一些作品被作為漢學研究成果而為國際漢學界所矚目。程抱一曾從事漢學研究，曾是一名『漢學家』，這一事實鮮為人知。
　　這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是程抱一從事漢學研究主要在20世紀70年代，而他在法國獲獎並獲得較高的名聲則在20世紀90年代，那時他已經由研究轉向創作。他於1998年獲得法國文學大獎『費米娜文學獎』（PrixFemina）正是由於他的第一部小說創作【天一言】。此後他以詩歌創作、畫論等頻頻得獎，如【雙歌集】（『Doublechant』)【石濤，世界的味道】（『Shitao,lasaveurdumonde』）等，而漢學研究早已淡出他的研究範圍。其二是程抱一本人並不十分認同自己漢學家的身份。他曾說：『我不是純粹的學者，不是經院式的漢學家，桀溺教授、於連教授、我女兒程艾蘭才是地道的漢學家，他們的著作如程艾蘭的【中國思想史】才是真正的漢學著作。』程抱一竭力否定自己的漢學家身份，其實是在強調和肯定他給自己的定位：創造者。他說：『我屬於開創性的研究者，追求融匯和超越。』他將自己稱為一個『探求者和創造者』。程抱一在20世紀晚期由研究轉向創作跟他對自己身份的認定、對自己工作的定位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
　　但歷史畢竟無法繞過程抱一從事漢學研究的這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程抱一在該段時期在法國用法文寫作並出版了兩部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漢學著作，在國際漢學領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當時，他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漢學家。
　　20世紀60、70年代，程抱一與漢學結下因緣，是與當時法國漢學所處的狀況和發展的要求相應的。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漢學在國際漢學界一直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1814年，法國漢學家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在法國國家學術院（CollegedeFrance）創設了『漢語和韃靼―滿語語言與文學』講座，成為西方真正經院式漢學研究的開始。從開創到二戰結束，該講座已經經歷了五任主講教授：分別是雷慕沙、儒蓮（1797―1873）、德理文（1823―1892）、沙畹（1865―1918）和馬伯樂（1883―1945），其中除了德理文作為漢學家的名氣稍遜以外，其餘四位都是極負盛名的大漢學家。1945年馬伯樂病逝於納粹德國集中營，法國國家學術院中國語言和文學講座的講席由沙畹的另一位學生戴密微接替。作為法國第四代漢學家，戴密微『以一種世界公認的學術水平和權威』繼承了已有一個半世紀傳統的法國漢學，成為了20世紀下半葉法國漢學界的帶頭人。但總體而言，隨着伯希和、葛蘭言和馬伯樂在20世紀40年代相繼逝世，法國漢學統領西方漢學界天下的輝煌時代宣告結束。戰後美國的中國研究迅速崛起，以集團協作和組織管理等迥異於歐洲漢學研究的方式，在政治、經濟、社會學、人類學等方面廣泛開展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而戰後的法國漢學，則面臨着如何在嶄新的時代條件下繼往開來的艱巨任務，急需各種人才為其添磚加瓦。這為眾多的法國學子提供了進身漢學界的機會。程抱一在20世紀60年代初通過到法國國家學術院聽課得以與主持中國語言和文學講座的教授、當時法國漢學的領頭人戴密微結識，並由於戴密微的推薦而到當時新創設的『展望研究中心』工作，由此逐漸步入法國學術界特別是漢學界。
　　在20世紀60、70年代，程抱一與多位當代法國漢學家的結識和交往在他的漢學之路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戴密微，還有謝和耐（JacquesGernet）、桀溺（Jean－PierreDiény）、李嘉樂（AlexRygaloff）、艾樂桐（VivianeAlleton）等法國漢學家，比利時漢學家李克曼（PierreRyckmans），以及美國漢學家傅漢思（HansFrankel）、宇文所安（StephenOwen）、高友工、林順夫、孫康宜等。他們都曾通過不同的形式為程抱一從事漢學研究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指導，提供了建議和意見。比如，20世紀60年代，程抱一在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系――『經濟和社會科學系』做碩士論文，李嘉樂即是其直接導師。1962年，該學院第六系成立了『中國語言中心』，在李嘉樂的主持下舉辦相關活動。正是在此前後，由於『展望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加斯東•貝爾傑因車禍去世，程抱一離開該中心而進入『中國語言中心』，在李嘉樂的帶領下研讀和修習各類語言學著作。在程抱一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戴密微和桀溺都給他提過意見和建議。程抱一在其出版於1977年的漢學專著【中國詩語言研究】一書的致謝辭中，再一次特別感謝了漢學家戴密微和李嘉樂，並提到了上述多位歐美漢學家，感謝他們為他提了許多有益的建議。
　　同時，在程抱一20世紀60、70年代的漢學研究之路上，他所身處的各類學院、教學和研究機構為他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和適宜的學術環境。如上所述，程抱一於1960年由戴密微的推薦進入由法國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哲學家加斯東•貝爾傑教授創設的『展望研究中心』工作，擔任貝爾傑的助手，為一部漢法詞典的編纂整理資料。在該中心，程抱一所擔負工作的性質和內容使他有機會大量涉獵語言學方面的著作，這為他日後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詩語言打下了必要的基礎。1962年，程抱一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中國語言中心』，在李嘉樂的指導下，繼續從事跟前沿語言學密切相關的工作，進一步夯實他在『展望研究中心』打下的基礎。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創建於1868年，是一個著名的為科學研究做準備的機構，自19世紀80年代初起，逐漸成為法國漢學研究的重鎮。程抱一所在的經濟和社會科學系創建於1947年。除了李嘉樂，白樂日（EtienneBaluzs，1905―1963）、謝和耐、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艾樂桐等漢學家都曾先後擔任該系的研究導師。程抱一在這裡做碩士論文，可以說具備了從事漢學研究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此外，程抱一於20世紀70年代在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任教，主講唐詩分析，這段實踐經歷對他運用西方新型方法對中國古典詩歌語言進行思考和研究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77年，他出版了其主要漢學研究專著【中國詩語言研究】，在漢學界獲得了好評，也為他贏得了作為漢學家的聲譽。
　　程抱一的碩士論文【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Analyseformelledel」oeuvrepoètiqued」unauteurdesTang，ZhangRuo-Xu』）出版於1970年。程抱一在前言中表明，『在此書中，我們要運用一種嚴密的分析方法，以一種儘可能詳盡、透徹的方式，從不同的層面上來分析這兩首詩』。他認為中國歷代學者包括日本漢學家對【春江花月夜】這首名詩的分析和論述多着重於其風格、意義及哲學方面，偶爾也涉及對語言的運用和句子的結構，但他們的研究從來不是系統性的。程抱一所說的『嚴密的分析方法』，指的就是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程抱一先將詩以中法文對照的方式列出，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此詩的詩題及跟每句詩相關的出處，然後逐步考察詩的形式，包括詩的押韻、平仄、音樂效果、詩行的節奏等，再考察詩的內容，按詩節從句法和語義學兩個層面逐行進行分析，包括詞語的運用，句子的結構，對仗句，形象，主題等；最後從歷史的坐標出發，分別從形式、類別和形象三方面論述張若虛詩作的價值以及為中國詩歌所作的貢獻。先將一首詩由整析零，在各個層面上將它分解成最小的單位，對每個單位以及單位與單位之間的關係進行條分縷析的分析，然後又由零歸整，以整首詩和詩人的整體出發，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其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這種分析方法是典型的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
　　

　　南京大學錢林森教授在【牧女與蠶娘】中這樣評價程抱一的【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
　　程紀賢（程抱一的原名）先生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對詩歌的內部規律進行了充分的揭示，從而達到了更高境界的藝術賞析的效果。從批評方法上看，無疑是個重大突破。
　　程抱一的【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受到了羅蘭•巴特、朱利葉•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欣賞，他們建議程抱一擴充他的研究，法國色伊出版社（Seuil）也與程抱一簽約，允諾出版他的論著。程抱一最重要的漢學著作――【中國詩語言研究】（『L」écriturepoétiquechinoise，suivid」uneanthologiedespoèmesdesTang』，ditionsduSeuil，1977）正是他延續和擴展這種研究的成果。在這部著作里，程抱一將對初唐詩人張若虛詩作的結構主義研究擴展到了以唐詩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在這裡，他發展和完善了【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中所用的各種分析方法，如將對詩歌形式上的分析分為詞彙、句法和詩律兩個層面，分別從虛―實和陰―陽兩對概念出發來展開論述；在對詩律的考察中，從對【春江花月夜】不完善對仗句的分析，發展到對唐代律詩結構嚴謹的對仗句在各個層面上展開周密的分析；更主要的是，程抱一在【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中分析【春江花月夜】時，最後才提出詞彙、形象、敘述語氣和句法（包括對仗）等四方面的特徵，而【中國詩語言研究】全書正是以這幾大方面（詞彙、句法的層面，詩律的層面，以及形象的層面）為綱組織起來的，其中詩律的層面包含了【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所提出的敘述語氣。在【中國詩語言研究】中，除了更嫻熟、更系統地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分析唐詩尤其是唐代律詩的語言特徵之外，程抱一還運用了符號學的理論。他以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為基本立足點，從漢字的表意性出發對中國詩語言的各個層面進行分析。他認為，漢字與書法、繪畫、神話以及音樂等中國傳統藝術形式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在於前者對後者起了承載工具的作用，更本質的在於漢字是構成後者體系的行為方式，表意文字漢字有其內在體系，它『形成了一張既複雜又統一的符號網絡，服從於象徵意義及某些基本的對立法則』。這既是典型的結構主義的觀點，也是對符號學原理的運用。
　　程抱一在其漢學專著中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和符號學原理，是跟其研究的性質――語言學研究直接相關的。在這兩部漢學專著中，構成詩歌的基本元素――語言成為研究對象，而現代語言學與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相互滲透，運用前者從事研究顯然避不開對後兩者的運用。程抱一在這兩部漢學專著中運用了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原理和概念，如索緒爾關於具體的整體語言（leslengues）和抽象的整體語言(lalangue）之分的理論，雅各布森關於組合關係（combination）和聚合（選擇）（selaction）關係、相似（similarity）和相關（contiguity）的理論等等。
　　【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和【中國詩語言研究】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學著作，程抱一和他的這兩部著作在漢學發展史上被屢屢提到。如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四系教授、戴密微的弟子蘇遠鳴在『法國漢學50年（1923―1973）』一文中，對【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一書的價值和意義予以了肯定：
　　年輕的研究員程紀賢先生，則從另一個受當前某些傾向啟發的完全不同的角度，新近發表了【唐代作家張若虛詩作的形式分析】（1970年）。其成果頗具意義。
　　法國當代漢學家彼埃•卡賽提到了程抱一的【中國詩語言研究】對詩詞愛好者的普遍吸引力：
　　無論愛好詩詞的讀者有着怎樣的要求、興趣、能力和期望，他們在離開書店的時候，口袋裡很可能會裝着程紀賢關於中國詩詞創作的出色的小冊子的第二版。這本書雖然略嫌難懂，但它為讀者們提供了理解一種陌生的文字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它的另一項不容忽視的功績，就在於通過秀眉細膩、通靈達意的文字，使人把握住唐詩的真髓。這正是其他文學體裁的欠缺之處。
　　『關於中國詩詞創作的出色的小冊子的第二版』就是指色伊出版社於1996年再版的【中國詩語言研究】。事實上，此書出版後就在法國和國際漢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用程抱一自己的話來說，由於運用西方的結構主義方法分析中國傳統的文學藝術形式，【中國詩語言研究】被視為漢學研究中的『一個轉折點』（untournant）。本書出版五年後，被翻譯成英語在美國出版。
　　20世紀70年代，當程抱一出版他的漢學著作時，他以『程紀賢』的原名為國際漢學界所知；而當他以『程抱一』的筆名在法國取得極高的榮譽、聞名於全法國乃至全世界時，他早已悄然退出漢學研究領域，投身於小說和詩歌的創作，以一位『創造者』、『探索者』的姿態，探求着生命的奧秘，不斷創造出極富個人風格、向深處挖掘的創造性作品。應該說，後者才是程抱一一生所真心追逐的理想和使命，而前者，只是他生命成長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一段看似小卻極其重要的插曲，沒有了它，便無法成就今天的程抱一。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