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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莫礪鋒
漢代長安的御史台內有許多柏樹，樹上棲宿着成千上萬的烏鴉，時人就把御史台稱作『柏台』或『烏台』，這兩個稱呼一直沿用到宋代。元豐二年（1079），東坡因作詩譏刺時事遭遇了一場從天而降的文字獄，被監禁在汴京的御史台獄中長達百日，世人因而稱之為『烏台詩案』。鳴聲粗啞的烏鴉向被視為不祥之鳥，成千上萬隻烏鴉棲宿的地方當然帶有一股可怖的戾氣，『烏台詩案』不僅是東坡一生中最兇險的一場災難，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使人談虎色變的文字獄的典型。『烏台詩案』的檔案材料基本上保存完整，御史們構陷東坡的奏狀、東坡被逼招認的供狀以及結案的文書都流傳至今。二十世紀中後葉盛行於神州大地的『專案組』、『外調取證』、『惡毒攻擊罪』、『逼供信』以及深文周納、株連親友等伎倆，在『烏台詩案』中都能找到蛛絲馬跡。原來那些自詡『史無前例』的現代御史們曾經偷偷地鑽進歷史的陰暗角落去乞靈於古代的亡靈。
經過十餘年的動盪，宋神宗和王安石聯手導演的新政逐漸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反對變法的元老大臣早被逐出朝廷，倡導變法的一些核心人物也已不在其位。在元豐二年（1079）的朝廷里，不但消失了王安石的身影，連『傳法沙門』韓絳和『護法善神』呂惠卿也已相繼離去。朝廷里雖然不再聽得到反對新法的呼聲，但人事紛爭非但絲毫不見平息，反而變本加厲，日趨激烈。朝臣們朝秦暮楚，爾虞我詐，當初全憑着擁護新法而驟登高位的一幫新貴其實早已對新法毫無熱情，但既然他們的榮華富貴是與新法同生共死的，所以他們最懼怕的事情就是一旦朝政有變，斥逐在外的舊黨人物得以東山再起。如何繼續打擊舊黨人物，尤其是如何把舊黨人物中最孚人望又最有希望重返朝廷的中堅力量斬草除根，成為他們日夜謀劃的當務之急。東坡雖然不是舊黨中官位最高的人物，但是他剛正不阿，直言敢諫，連司馬光都自嘆『敢言不如蘇軾』，王安石甚至把他看作司馬光背後的謀主。舊黨失勢後，司馬光等人絕口不言世事，東坡卻繼續抗議新法擾民，還在詩文中冷嘲熱諷，儼然是代表整個舊黨的政治發言人。而且東坡的詩文名滿天下，新作一出便不脛自走，影響極大，遠及異邦。凡此種種，都使新黨將東坡視為必須除去的眼中之釘。權御史中丞李定、權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等人便是在同樣動機的驅使下對東坡痛下毒手的。當然，李定曾懷疑東坡的詩文中暗刺其不孝而懷恨在心，藉機公報私仇也是他必欲置東坡於死地的原因之一。因模稜兩可而苟安於位的『三旨相公』王則是另一類情況，王是個明哲保身的油滑官僚，從熙寧到元豐，政局變幻有如翻雲覆雨，朝臣更替則像走馬燈，王卻始終占據高位，成為宋神宗時代惟一的不倒翁。王對新法的制定實施無所獻納，他最關心的只是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既然東坡的聲望如日中天且與日俱增，王當然會把他視為必須除去的隱患。至於另一位宰相吳充，正因受到王的傾軋而萌生去意，已經上書請求辭去相職，對於朝政不甚留意。剛被任為參知政事的蔡確則與王沆瀣一氣，正日夜忙碌於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如果王蓄意打擊東坡，蔡確是不會有任何異議的。
御史們要想搜集東坡譏刺新政的證據其實並不困難，因為東坡心胸坦蕩，他對自己的一切作品從不隱諱，而且常常主動寄送給友人，以代書簡。東坡既有絕代的詩才，又以書法名世，友人們當然把他親筆書寫的詩文視作藝術珍品而加以收藏。此外東坡的詩文早已膾炙人口，當時的雕版印刷又相當發達，東坡的詩文集暢銷天下，連遼國的士人都能及時讀到，不用說有意搜集的御史們了。在御史台送呈的材料中有【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一種，就是剛剛問世的新版東坡文集。然而李定等人仍然經過了一番東窗密謀才對東坡發動攻擊，原來他們的打擊對象不僅僅是一個東坡，而是想藉此機會把舊黨人物一網打盡。於是他們派人四處搜羅，凡是與東坡有文字交往的人士無一倖免，都被強令交出東坡的所有作品，片紙隻字都無遺漏。他們甚至行文各地，命令當地官府搜集散落各處的東坡的作品。杭州官府就曾搜集到東坡詩詞數百首，當地百姓鄙夷不屑地稱之為『詩賬』。材料搜羅完備以後，御史們又仔細研究，深文羅織，不但連隱藏在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都不肯輕易放過，而且隨意發揮聯想，為東坡構陷了許多駭人聽聞的罪名。安排停當，御史們便輪番上章，對東坡展開車輪大戰似的攻擊。
首先出馬的是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他於元豐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上章指責東坡的湖州上表中有『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養小民』兩句，說這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嘆驚！』接下去又攻擊東坡一向不滿朝政：『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他還居心險惡地引周成王戒康叔之言：『乃惟終不可不殺！』何正臣的奏章還附有市面上出售的東坡文集，一同進呈。
七月二日，監察御史里行舒和御史中丞李定同日上章，對東坡進行左右夾攻。舒的奏狀首先與何正臣互相呼應，再次指斥東坡的湖州上表，然後舉示東坡的詩句以證實其譏刺新政，最後筆鋒一轉，指責東坡的諷刺矛頭是直指皇帝的：『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布中外，自以為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舒惟恐這些挑撥的話還不足以激怒神宗，又追問說：『臣獨不知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為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並希望神宗『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臣子者。』舒也隨章附呈了東坡的詩文集，是分成四冊的一種刊本。
李定的奏章儼然是這場陰謀的壓軸戲，他先與舒呼應，再次指陳東坡『或有燕蝠之譏，或有梁竇之比』。然後就氣勢洶洶地指責東坡有『可廢之罪四』：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三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肆其憤心，公為詆訾』。總之，東坡已是十惡不赦，非殺不可。李定還說新政所以未獲全勝，都是東坡妖言惑眾的緣故：『伏惟陛下，動靜語默，惟道之從，興除製作，肇新百度。謂宜可以於變天下，而至今未至純者，殆以軾輩虛名浮論足以惑動眾人故也！』
何正臣等人都是御史台的官員，由他們來奏彈東坡還算是份內之事。國子博士李宜之本來與此事毫無關係，卻也來插上一手，上奏檢舉東坡的文章中說過『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的話，指責東坡『教天下之人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李宜之此舉也許是為了向權臣獻媚的主動行為，但也可能是出於李定諸人的唆使，因為他們一心想造成滿朝上下輿論喧騰的假象來蒙蔽神宗。
何正臣、舒和李定三人的奏章，各有側重點，又互相呼應，分明經過了處心積慮的串通密謀，才分頭精心結撰的。他們深知神宗最忌諱兩件事，一是否定熙寧新政，因為新法是神宗登基以來最重要的治國方針，新政是神宗實現富國強兵的全部希望，如果否定了新政，則神宗十多年的心血就全部付諸東流了。二是毀謗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因為神宗自認為是個勵精圖治的有為之君，臣民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對他冷嘲熱諷。李定等人為東坡羅織罪行時正是瞄準了神宗最易動怒的環節下手的，他們的構陷之術十分高明，採取的步驟也相當周密，幾道奏章接連送到神宗的案頭，果然如願所償，引起了神宗的雷霆之怒。
元豐二年（1079）的宋神宗，已經不像登基之初那樣信心十足了。新政的弊端已相當明顯，反對新政的舊黨雖已盡數逐出朝廷，但反對的聲浪仍不時地傳進深宮來。自從熙寧新政以來，天災不斷，水、旱、蝗、雹、地震接連不斷，反對新政者當然要把這些天災說是成是上天的警誡，即使神宗本人也是滿心疑懼，所以他屢下罪己之詔，還接二連三地避正殿、減膳食，來表明對天誡的敬畏。熙寧七年（1074）鄭俠所上的【流民圖】，使身居深宮的神宗觸目驚心，頓起暫停部分新法的念頭。然而神宗畢竟是個胸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對於自己為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而發動的變法決不肯輕易放棄，勵精圖治的他逐漸變得剛愎自用，也許王安石那句『人言不足恤』的名言常在他耳邊響起。即使他非常尊敬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流着眼淚求他罷去新法，他都不肯輕易表態。當神宗的弟弟岐王趙顥向他泣涕進諫時，他竟然口出惡言：『是我敗壞了國事嗎？那麼你來做皇帝好了！』懷有如此心態的神宗即使意識到新法的種種弊端，也決不能容忍臣下直言批評，更不能容忍臣下的冷嘲熱諷。所以神宗對東坡的態度相當複雜，一方面他認識到東坡的絕代才華，很希望這樣的傑出人才能為我所用。熙寧六年（1073）沈括察訪兩浙時，神宗曾叮囑他善遇時任杭州通判的東坡。沈括回京後呈送東坡手錄的新詩，並貼上標籤註明其『詞皆訕懟』，神宗卻隱忍未發。另一方面，神宗對東坡堅決不與新政合作的姿態非常不滿，據說東坡在熙寧七年（1074）前往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園春】一詞曾傳進皇宮，當神宗讀到詞中『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幾句時，悻悻然地說：『且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這話也許是出於傳聞，但對神宗的心態卻描繪得惟妙惟肖。據【東坡樂府集選引】載，金代的元好問說東坡的【沁園春】詞『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為東坡』，又說神宗之言是『小說家』的偽造。後一點尚需待考，前一點則絕不可取，因為此詞完全符合東坡當時的心態，並無『極害義理』之處。熙寧年間向朝廷推薦東坡的人不在少數，如熙寧七年（1074）李師中乞召東坡還朝，熙寧八年（1075）向經舉薦東坡為侍從，熙寧九年（1076）李孝孫薦東坡為侍從，同年陳薦、蘇視窒嗉嘆僦，王居卿、李察則舉薦東坡『不次清要任使』，熙寧十年（1077）陳襄薦東坡任詞臣，直到元豐元年（1078）還有賈昌薦東坡為近侍，神宗卻一概置之不理，這與他對東坡的不滿很有關係。正因如此，當李定等人上奏詆毀東坡後，神宗果然大為震怒，當即下旨逮捕東坡，革去其湖州知州之職，押解到御史台來進行審訊，並指派知諫院張b和李定負責審訊。『烏台詩案』是宋神宗親自批准立案的，這是對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的公然違背，也是熙寧新政中鉗制輿論的政治風氣導致的嚴重惡果，宋神宗對此難辭其咎。
宋神宗的聖旨既已下達，李定等人喜不自勝，立即付諸實施。可是當他們要派人前往湖州逮捕東坡時，卻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李定嘆息說：『人才難得啊！要想找一個前去逮捕蘇軾的人，竟少有如意者！』奉旨逮捕一個文職的地方官本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李定所謂『人才難得』，意思是說難以找到一個心狠手辣且甘心自壞名節的角色。然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太常博士皇甫遵自告奮勇領取了差使，他甚至要求在回京途中像押解江洋大盜一樣每夜都把東坡寄監在各地的大牢裡。神宗覺得此案只是追究作詩譏諷之事，不必如此小題大作，就沒有批准。於是皇甫遵便帶了他的兒子和兩個士兵，即刻動身，直撲湖州而去。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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