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話語中的閨閣女性形象

  作者: 任葆華

　　在中國古代的閨怨詩中，有不少詩作是出自男性之手。這些男性詩人或以女性的身份和口吻代女性立言，或從男性主體的角度敘寫閨閣中的女性。但無論從那個角度入手，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對女性不幸遭際和命運的同情，並在一定程度上抒寫了閨閣女性鬱積在胸的孤苦與幽怨。因此，有人把此類詩稱之為『男性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綠洲』。但是，任何一個男性詩人，他畢竟不是女性，所以他無法進入女性的經驗世界中，女性獨特的個人生活空間、獨有的女性感覺和生理心理體驗等，都是男性詩人所無法體察的。所以男性詩人閨怨詩中的女性形象，無疑都是男性主體異己的想像，她們被自覺不自覺地納入了男性文化的歷史編碼中。盛唐詩人王昌齡是男性詩人中寫閨怨詩的高手。他最為著名的【閨怨】一詩就是一個典型的男性主義文本。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
　　悔教夫婿覓封侯。
　　
　　詩的開頭兩句完全是從男性的視點來寫女性的。後世的詩論者在分析這首詩時，同詩人一樣，也總是無一例外地把第二句『春日凝妝上翠樓』中的『凝妝』作為首句『閨中少婦不知愁』的證據來加以解說。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女為悅己者容』，一旦作為『悅己者』的男性（主要是指丈夫）不在眼前，其化妝的意義便不復存在。『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詩經•伯兮】）。因無男性欣賞，女性不必為悅己者而容，『懶妝』應是那些獨守空閨的少婦們惟一理想的形象。而詩中的這位閨中少婦，丈夫離家出征，不在眼前，還濃妝艷抹，恣意梳妝，分明是不知愁滋味。這完全是以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的眼光來審視女性的結果，女性始終被置於一個『被看者』的客體地位。男性中心主義者認為，女性是屬於男性的財產，一個女人的價值只能為一個男人奉獻，其美麗的一面也只能留給其男性主人公欣賞，一旦愛慕他的男性遠離，其美色便暫時失去了意義。更有甚者，一些男性甚至還對他離家後女性行為、妝梳都要做出許多規定，比如不准化妝、不准外出等等，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非分之想。他們如同保擴自己的財產一樣，保護自己的性特權。不然，男人出門在外，怎能放得下心呢？
　　王昌齡作為一個男性作者，在敘寫閨閣中的女性形象時，帶着一種處於社會性別支配地位的優越感，因而與女性抒情主體在內在感情上處於游離狀態，很難做到水乳交融，他筆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視野中的女性形象，帶有男性中心主義文化的色彩。他認為，閨中少婦『凝妝上翠樓』是『不知愁』的表現。在我看來，女性形象固然可以作為男性主體審美的對象，但女性畢竟不同於花花草草之類的自然審美客體，她兼有審美主體和客體的雙重身份，一方面可迎合男性審美的需要，給男性以愉悅之感，同時愉悅自己。另一方面，在那個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裏，當女性容貌衰減時，也會影響女性自己的心態。因為容貌衰減，即意味着女性資本受損，直接關聯女性生存功利的大計。女性一旦有此憂慮，便會特別注意外在的修飾。君不見，甚至到了當今社會，不少女性，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對美容、減肥、隆胸等還趨之若鶩，甚至為此遭罪受苦，仍樂此不疲嗎？你固然可以說這是女性愛美悅己的一種表現，但仔細玩味，你便不難發現這種『愛美』的背後，其實隱藏着男性慾望化的審美眼光。這種修飾本身正是女性內心憂愁的一種表現，其中隱含着種種無奈和難言之隱。它折射出了男性中心主義文化對女性生命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摧殘。【閨怨】一詩中的女主人公的『凝妝』，或許正是她『知愁』的一種表現，她生怕將來覓得了『功名』後的丈夫厭棄自己，到時自己豈不由眼前的『怨婦』變成『棄婦』？
　　另外，她的登樓賞春之舉也正是她『知愁』的一種外在表現。獨守空閨，孤燈隻影相伴，自然寂寞，何況還是正當青春年華的少婦，更應該是寂寞難耐了，故才有登樓賞春之舉。她是想藉此舉來散散心，驅解心頭的憂愁苦悶。可誰知此舉猶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未曾料及『忽見陌頭楊柳色』，反倒惹起一腔幽怨。『楊柳』乃陌上常見之物，何以能如此觸動少婦的情懷呢？這恐怕和楊柳被我們中國人賦予的文化內涵及楊柳本身的形態特徵有關。楊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僅是『春色』的代替物，更是友人別離時相贈的禮物。因柳與『留』諧音，古人有折柳相贈的習俗。詩中的這位少婦由於丈夫的遠離，生理與心理的需要都得不到滿足，情感上處於一種嚴重的缺失狀態。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處於嚴重缺失（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生理上）狀態中，對極微弱的外界刺激也會有敏感的反應，並且當個體無法消解這種種缺失時，想像力往往會變得異常活躍。加上楊柳下垂的形狀及其柔軟性與人悲哀的心理結構具有異質同構性或結構上的相似性，因此當這位閨中少婦見到春風拂動下的楊柳，一定會聯想很多：或許會想到與丈夫惜別時的依依深情，想到戍守邊關的丈夫此刻可能正奮戰在黃沙漫漫的疆場，想到楊柳易衰、青春易逝，想到自己的美好年華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這大好春光卻無人與她共賞，或許她還會想到丈夫不在家，自己孤燈青帳、獨枕難眠的日日夜夜……想到這一切，少婦鬱積已久的幽怨、離愁和傷感便一齊湧上心頭，變得一發而不可收，後悔當初『夫婿覓封侯』時自己沒有阻攔，甚至還默許了。可如今一切都已是既成事實，留下的只有千般悔萬般怨而已。說到『忽見』，楊柳色顯然只是觸發少婦情感變化的一個媒介，一個外因。如果沒有她平時感情的積蓄，她的希冀與無奈，她的哀怨與憂愁，楊柳是不會引起她愁怨的心理反應，也不會如此強烈地觸動她『悔』的情感的。『閨中少婦』並非『不知愁』或『不曾愁』。試想，作為一個曾經與丈夫卿卿我我、夫妻恩愛的少婦，丈夫遠征他鄉，自己獨守空閨、形影相弔，其寂寞愁苦，自不待言。說她『不知愁』或『不曾愁』，是站着說話不腰疼，是站在局外人――男性主體的位置觀照的結果。當然，由於受封建禮教的束縛，『閨中少婦』可能把自己的愁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然過多的表露，不知又會被那些男權文化的操持者加上何等的『罪名』。
　　唐代前期國力強盛，邊疆戰事頻繁，從軍遠征、獵取功名，成為當時男人們『覓封侯』的一條重要途徑。『功名只應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成為當時許多人的生活理想，甚至成為一種時代風尚。然而求得功名、平安而歸的畢竟是少數男人，更多的男人則戰死疆場。於是，不少留守家中、獨守空閨的少婦便成了男人們求取功名的犧牲品。『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兩句詩便是那些不幸女子苦難生活的生動寫照。男人們只想着自己成就功名，可曾想過女人的需要？不要說為什麼保家衛國，也不要說為了什麼小家庭的未來，男人們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辭，掩藏不住其內心的自私與虛偽。說什麼是女人叫丈夫去『覓封侯』，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女性卑微的身份和地位，怎能左右男人們的決定和選擇呢？至多只是用女人的柔情，溫暖男人的心，用女人的纏綿，延緩男人的行動而已。因此，如果說詩中這位少婦有後悔，那也只可能是後悔當初沒有用自己的柔情蜜意籠住男人的心，讓他放棄『覓封侯』的念頭，而是默默地順從而已。
　　一般來說，『在男性的話語的「牢籠」中，女性是無法建立自己的話語家園的。因為她們在不斷的被敘述時只能為男性提供意義而得到意義反饋，這是主客體之間因為性別差異和權利不等而出現的難以消除的二元對立關係』（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身處男權社會這樣的文化意識形態的大環境，王昌齡也沒能擺脫這種歷史的局限性。他筆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視點敘事中的女性形象，因而表現出來的不可能是女性主體真實的生命狀態，而是男性話語中的閨閣女性形象。
　　
　　（作者單位：渭南師範學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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