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山水詞中的城市風情

  作者: 王曉驪

　　山水自然是中國傳統文人筆下的重要題材，自劉宋以來，山水文學日益朝着淡遠空靈的方向發展，『安史之亂』以後更有走向清冷寂滅的趨勢。隨着曲子詞的文人化，山水自然也逐漸成為宋詞的重要題材。然而，宋代山水詞並沒有形成與山水詩（文）完全一致的審美風格，其中城市化即是其中頗具特色的文化景觀。
　　宋代最早的山水詞是由潘閬所作。據宋人記載，潘閬為人狂逸不羈：『謫仙人也。放懷湖山，隨意吟詠，詞翰飄灑，非俗子所可仰望。』（黃靜【逍遙詞記】）他的詞僅有【酒泉子】十首完整地流傳下來，不過這些作品卻受到了包括蘇軾在內的文人們的推崇，其原因就在於那些放懷湖山的『出塵之語』迎合了士大夫文人的審美情趣。然而這十首詞的風格並不完全統一，除了與傳統山水詩風格相似的淡雅清麗之作外，也有些詞沾染了宋初富麗艷冶的時代特色，如：
　　長憶錢塘，不是人寰是天上，萬家掩映翠微間，處處水潺潺。異花四季當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別來隋柳幾經秋。何日得重遊。
　　長憶西湖，湖上春來無限景，吳姬個個是神仙，競泛木蘭舟。樓台簇簇憶蓬島，野人只合其中老。別來已是二十年。東望眼欲穿。
　　詞作一方面展現了翠微掩映、水流花開的自然風光，另一方面卻點綴着萬家樓台、吳姬泛舟的城市景象，可見，詞人對錢塘的懷念並不僅限於清麗幽雅的山水自然，更夾雜着對繁華妖冶的城市生活的嚮往和讚美。而潘閬作為宋代山水詞開創者的審美追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影響了詞人們的創作。如歐陽修的十首【採桑子】描寫潁州西湖就與此相仿佛：
　　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
　　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鈿車。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喧譁。路轉堤斜。直到城頭總是花。
　　這些帶有『城市化』氣息的山水詞既有清麗之景，又有富艷之美，代表了北宋真宗、仁宗時期的社會風氣。詞人們追求富貴閒雅的特殊審美心理，為山水詞塗上一抹浮華之色。如果說，潘閬、歐陽修山水詞中的城市風情還只是一種點綴，那麼柳永的名作【望海潮】就正式將自然山水與都市風情合二為一了：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
　　這首詞將杭州城內城外的自然風光與城市市井的富庶繁華相間而寫，在風格上融雄豪、清麗、富艷於一體，在寫法上有白描，有鋪敘，不僅是對宋詞題材的開拓，也是對宋詞藝術形式和審美追求多樣化發展的有益推動，在宋詞的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柳永【望海潮】對後來作者的影響頗為顯著，自此以後描寫杭州山水之勝，則必然兼及其富庶繁華，即使是士大夫氣最足的蘇軾也不能免俗：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里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
　　詞中提及的沙河塘在杭州城南五里，兩宋時為杭州的繁華之地，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載：『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雖然詞人描寫的重點並不在城市景觀，但華燈初上、歌聲飄揚的沙塘夜景卻為夜闌風靜、一江明月的清朗夜色增添了城市特有的人文色彩。再比如周密【瑞鶴仙】上闋：
　　翠屏圍晝錦。正柳織煙綃，花易春鏡。層闌幾回憑。看六橋鶯曉，兩堤鷗暝。晴嵐隱隱。映金碧、樓台遠近。謾曾夸、萬幅丹青，畫筆畫應難盡。
　　直到南宋中後期，城市山水詞還有不少擁躉者，其中嶺南詞人李昴英的創作令人矚目。李昴英，廣東番禺（今廣州）人，寶慶二年（1226）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四庫全書總目】謂其『具幹濟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文質實簡勁，如其為人……蓋言者心聲，其剛直之氣有自然不掩者矣』。其詞雖留存不多，但頗為人稱道，據說黃N【花庵詞選】曾稱之為『詞家射鵰手』（見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文溪詞跋】。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三亦有載）。他的詞多以故鄉的風土人情為題材，由於詞人對廣州的熟悉和熱愛，其詞又常常在描寫自然風光之外，兼及當地富庶熱鬧的城市風貌。如【水調歌頭・題斗南樓和劉朔齋韻】：
　　萬頃黃灣口，千仞白雲頭。一亭收拾，便覺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來去，山色雨晴濃淡，天末送雙眸。絕域遠煙外，高浪舞連艘。風景別，勝滕閣，壓黃樓。胡床老子，醉揮珠玉落南州。穩駕大鵬八極，叱起仙羊五石，飛佩過丹丘。一笑人世間，機動早驚鷗。
　　這首詞主要描寫廣州的海山風光，萬頃海水，千仞雲山，波濤連天，而詞人極目遠眺，又將讀者的思緒帶到了更為遙遠的海外。同時詞作又以『高浪舞連艘』描寫廣州商船往來、熱鬧非凡的海外貿易，突出的正是廣州在南宋的獨特經濟地位。唐宋兩代是嶺南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歷代政府的支持下，廣州至宋代已成為南北交通和海外貿易的中心。宋朝在廣州專設『市舶司』，到南宋時，通過廣州與宋朝進行貿易的國家已多達五十餘個。商業文化的繁榮和經貿的發展，使廣州呈現出一派繁華的局面。宋詞中因此出現了諸如『南海。繁華最。城郭山川雄嶺外』（洪适【番禺調笑】）的描寫。正是在經濟繁榮和城市發展的基礎上，李昴英的廣州詞才有可能兼具山水風光之美與城市景象之盛。而他的【賀新郎・陪廣帥方右史登越台】更具有城市山水詞的特色：
　　繡谷流明幟。穩飛輿、茵柔草碧，蓋欹松翠。遨首意行窮絕頂，彩榭千年勝地。遠峰斷、莽蒼煙水。護日晴雲收午暑，颯長風、振葉生秋思。籠霧炷，飄霞袂。清明官府歌棠芾。且蕭閒事外，下看玉城珠市。山色驕人逢此客，麈尾霏霏露碎。一笑又、羊銜新穗。田野歡聲和氣合，喚觥船、猛為魚占喜。誰會得，醉翁意。
　　詞中既有『遠峰斷、莽蒼煙水』等自然之景的描繪，又有『彩榭千年勝地』、『玉城珠市』等城市風光的誇耀，還有『羊銜新穗』、『田野歡聲和氣合』等豐收場景的渲染。在詞人筆下，遠處嶺南的羊城完全可以與柳永筆下的杭州相媲美。
　　宋代山水詞城市化傾向的形成，究其實無外乎內外兩個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來自於宋代城市經濟的繁榮。誠如史學家們所指出的那樣，唐末農民戰爭後兩宋統治的三百年是我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取得極大發展的時期，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城市商業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迎來了戰國以後的又一次『黃金時期』。據【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統計，真宗景德年間的商業稅總額為四百五十多萬貫，北宋後期就增至一千萬貫以上。南宋偏安江南，更是獎勵對外貿易。紹興二十九年，僅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所得稅款即為二百萬緡，約占全國總稅收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據估計，宋代城市戶口（即坊郭戶）當在二百萬戶以上，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北宋都城開封人口在崇寧間，就超過了一百七十萬，南宋都城臨安的人口更在百萬以上。其餘如武昌、建康、成都、長沙等城市都聚集着超過萬戶甚至十萬戶的人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膨脹，使城市生活形成了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牧歌式的農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象。如東京汴梁在北宋末年的市容是這樣的：『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不僅是匯聚大量人口的都城，就連一些人口並不眾多的小鎮也因商業的發達而具有了城市化的傾向，比如南宋應熙曾作過一篇【青龍賦】描述秀州青龍鎮的風貌：
　　

　　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富東南之物。a_繁華，觸目而無窮春色。寶塔懸螭，亭橋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園林宛若桃溪。儷梵宮於南北，麗琳宇於東西。綺羅簇三島神仙，香車爭逐；冠蓋盛五陵才子，玉勒頻嘶。……風帆乍泊，酒旗頻招，醉豪商於紫陌，美女於紅綃。凝眸綠野橋邊，幾多風景；回首西江市上，無限逍遙。
　　為作者津津樂道的城市風貌既有『寶貨富東南之物』的富庶，即物質資料的空前豐富，又有『綺羅簇三島神仙』的妖艷，即歌妓雲集帶來的聲色享受。繁華和艷冶相伴而行，成為宋代最富時代特徵的文化追求。這種生活對於文人同樣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刺激性，城市生活成為詞人衷心嚮往和自豪的『太平景象』，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詞人的創作視野。都市風情不但成為宋詞的專門題材，甚至進一步向以清雅出塵為審美追求的山水題材滲透，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城市商業文化的強大力量。
　　內部原因來自於詞本身。眾所周知，詞最早也是一種民間文學，但是與詩不同的是，詞早期的創作和流播是在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今存最早的民間詞敦煌曲子詞，為後人展現的就是以城市為背景的人物生活長卷。其中既有賣笑歡場的歌妓，出入青樓的貴族公子，也有大量商人和城市平民。如【長相思】：
　　估客在江西，富貴世間稀。終日紅樓上，□□舞著辭。頻頻滿酌醉如泥，輕輕更換金卮。盡日貪歡逐樂。此是富不歸。
　　描寫的就是城市富商豪侈奢靡的生活。而敦煌曲子詞以娛樂為主的社會功能、市民化的價值取向以及直白淺顯的鋪敘性語言，正是來自城市商業文化的滋養。而宋代曲子詞的發展更離不開城市文化的滋養。從曲調而言，城市新聲的不斷出現推動長調取代小令成為宋詞的主要形式；從傳播而言，歌妓唱詞仍是最主要的方式；從風格而言，以艷為美和以富為美都來自於城市文化的影響。所以說，曲子詞出身城市市井的文化品格，使詞天然地與城市有着密切的聯繫。即使在文人染指之後，詞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了由城市文化賦予的特殊文學個性。城市風情向山水詞的滲透在一定程度上即是這一特殊文化品格的反映。
　　可見，在宋代城市經濟發展和曲子詞本身的文體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宋代山水詞形成了清麗與富艷並存的特殊風格。山水與城市兩種題材的聯袂而行，拓寬了詞人的創作視野。一方面，以山水自然為背景，為城市風情詞增添了清雅的文人情趣；另一方面，城市風情也為山水詞注入了城市文化特有的鮮活生命力，使之擺脫了傳統山水文學的拘囿，獲得了充滿時代感的文學個性。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