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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淮 茗
從轟轟烈烈的群雄爭霸，相互征伐，到淒悽慘慘的三家歸晉，天下一統，一場感天動地、氣勢恢弘的歷史交響曲終於暫時性的劃上了一個休止符。大幕徐徐拉上，一切都已結束，但兵戈鐵馬、刀光劍影帶來的巨大震撼卻不會隨滔滔時光的東逝而徹底平息，英雄飄零、壯志未酬引發的無限哀怨也無法因歷史音符的中止而自行消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論解釋不過是對現實的無奈接受，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古訓，也只能是面對失敗者的泛泛安慰。青山依舊，幾度夕陽，所有的是非成敗都能在瞬間化為虛空嗎？漫漫歲月中，許多東西成為陳跡，但有些人和事件則因時光的洗刷而更為清晰，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及一位創造了歷史奇蹟的悲劇英雄――葛亮。
不管對【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思想藝術的具體評價如何，它寫了一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悲劇，這一點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認同。從蜀國一方的立場來看，這種悲劇性表現得更為鮮明、徹底。無疑，這場悲劇是不同尋常的，也是耐人尋味的，因為在作者筆下，勝利的一方在道德和能力上處於劣勢，而失敗的一方卻具備所有能夠成功的有利要素，無論是道德還是智慧，從君主到大臣，都有着十分理想的優良品格與素質，尤其是其核心人物諸葛亮，不僅着墨最多，而且人格品德也近乎完美。在作者飽含感情的筆下，他成為賢相忠臣的化身，赤膽忠心，鞠躬盡瘁，為明君所信任，得以充分施展才能，治國帶兵有方，足智多謀，料敵如神。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能：呼風喚雨，預知未來，以致於魯迅先生稱其『近妖』。但是道德和智慧上的領先優勢並沒有帶來最後的勝利，轟轟烈烈、精彩紛呈的開端，卻以兵敗如山倒，樂不思蜀式的不堪表演結束。於是，前輩苦心經營的基業瞬間化為烏有，終生不懈的努力在嘲笑聲中失去意義。在莊重與荒誕的合奏聲中，上演了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在這場震撼人心的大悲劇中，諸葛亮是最為清醒，也是最為痛苦的一位。
以諸葛亮的先見之明和過人洞察力，他肯定早就預料到了這一結局。當所有的努力註定是一場徒勞時，預知未來的人無疑是最為痛苦的，因為他無法像別人那樣永遠對前途懷着一份希望。實際上在諸葛亮出山伊始，就籠罩着一層不祥的氣氛，司馬徽『雖得其主，不得其時』的惋惜、崔州平『恐不易為，徒費心力』的勸說，都說明了這一點。顯然，在當時隆中一帶隱居的高士中間，這可以說是一種共識，並非諸葛亮一人認識到這一點。也許諸葛亮還不清楚這場歷史大幕最後究竟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地點拉上，但自己到底能走多遠，能做到什麼程度，早在隆中面對劉備時他就心裡應該已經有數了。畢竟在觀天象、識天時方面，他絕對是一位內行專家。也正是為此，出山輔佐劉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讓劉備三顧茅廬自然不是自抬身價的作秀行為，它是可以理解的。最後他還是出山了，這一方面是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他實現人生抱負的最佳選擇。在北方曹操、江東孫權大業已定的形勢下，他已經失去在這兩個陣營中做管仲、樂毅的時機，只有劉備能給他這樣的機會。老實說，為身無定處、四處漂泊的劉備在魏吳二強的夾縫間尋得一片存身之地，形成鼎足之勢，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足可看出他的遠見卓識，事後的發展也一步步驗證了他隆中的那番預言。但是，這註定是其事業發展的極限，他無法使這個最弱小的一方再多走一步，因為他深知曹操『誠不可與爭鋒』，孫權『可用為援而不可圖』。既然其他兩方不可爭鋒，不可圖，顯然興復漢室、北定中原就只能成為一種理想，以當時的形勢，這只能是一件無法實現的浪漫理想。當諸葛亮放棄了務實的作風，不顧天時和實力，執意為自己的遠大理想放手一搏時，悲劇也就無可避免地發生了，為此付出代價的不僅是他個人的生命，還有他親手締造的這個國家。
這樣，以三國鼎足之勢的形成為界，諸葛亮的人生就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前一個階段的基調是歡快、明朗的，後一個階段則是低沉的、灰暗的。從隆中出山到入川立國的那段時間裡，諸葛亮可謂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其過人的才華得以充分展示，火燒博望、新野，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借東風、氣周瑜，巧妙地在魏吳勢力範圍的空白點不斷着力，終於幫劉備白手起家，創下了一份難得的基業。他改變了當時的政治版圖，將曹操一手操縱的單邊世界改造成三足鼎立的共生局面，自比管仲、樂毅的政治抱負真正得到了實現。他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劉備，而且也成就了孫權，沒有劉備這額外生出的一極，僅僅靠東吳是無法保持這種平衡局面的。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標誌着諸葛亮人生事業的最高峰，其間，他的精神狀態也是最好的，儘管他『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各種條件遠比立國後艱難。
到達了極點，如果沒有新的突破，也就意味着下坡路的開始。天時不過是當時形勢的神秘化表達，熟知天命的諸葛亮自然明白，蜀國雖在魏吳的夾縫中打拼出一席之地，但它已沒有多少發展空間，這是由蜀國的實力和當時的形勢所決定的，非個人之力所能改變。事實上，在著名的隆中對里，諸葛亮所描繪政治藍圖的頂點就是三足鼎立。之後的復興漢室、北圖中原不過點到為止，只是一種具有理想色彩的遠景展望，並沒有可具操作性的規劃設計。當形勢的發展超出隆中藍圖的視野之外時，諸葛亮面對的考驗才真正開始，蜀國何去何從，全看他如何安排設計。關、張、劉三位第一代創業者的相繼去世是一個轉折點，也是一個標誌。之後，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相比創業時，他面臨的環境實際上更為險惡，天時、地利等關鍵要素的缺乏之外，苦心營造的人和優勢也正在逐漸喪失：原先形同魚水的君臣關係因後主的昏庸和寵新宦官而不復存在，大將的不斷夭折使他經常陷入『無米之炊』的尷尬，時隱時現的內訌內耗也損傷着蜀國本就不夠充沛的元氣。
顯然，以當時的政治形勢，守成待變無疑是最佳的選擇，這也是包括劉禪在內的不少蜀國君臣的想法，劉禪『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之類勸告，固然聽起來缺少志氣，不那麼入耳，但未必就是誤國禍民的昏招。出人意料的是，這位一生謹慎穩重的操盤手在其人生最後階段下出的卻是一招招險棋，他放棄了和棋。重壓並沒有使諸葛亮屈服，相反，他變得更加激昂，成為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在他，這也許應該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升華。其品德和智慧是無可懷疑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他為自己和蜀國制定的，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種進攻是最好防禦的策略雖然在軍事史上也頗有成功的先例，但對勢力單薄的蜀國未必適用，相反它還加快了蜀國的滅亡。這次他無法再像先前那樣創造奇蹟了，固執的逆天而行之舉使他失去了上帝之手，等待他的不再是功勳和榮耀，而是冷冰冰的失敗和絕望。
既然路還沒有走到盡頭，理論上勝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不能不頑強地走下去。只是每一步都邁得分外艱難、分外沉重，從前後出師表那充滿苦澀的語氣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種淒涼的暮年心態。確實，幾乎每次北伐都是在一種不祥的氣氛中開始，要麼是星象不利，『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奎星躔於太白之分，盛氣在北，不利伐魏』；要麼是出現怪異徵兆，要麼是大將夭折，要麼是大臣反對。但他依然堅持着，支撐他的是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是興復漢室、北定中原的遠大理想。為此，『深明天文』的他不惜放棄原先的立場，反對天象之說，將其斥為『虛妄之災氛』，並提出『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之說來為自己辯護。這些道理也許連他自己都未必能說服。
於是，他要面對的不僅有強大的敵人，還有明顯不利於自己的天命，且不說後院不時失火構成的極大牽制。他再不能像舌戰群儒、三氣周瑜那樣輕鬆地玩弄對手於股掌之上了，因為這一次他遇到了一個真正的對手，一個旗鼓相當、令他頭痛的對手――司馬懿。儘管歷次北伐都小有斬獲，但局部的得失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勢。面對司馬懿這樣一個知根知底、老謀深算的對手，他感到了空前的壓力，絲毫馬虎不得。不過千慮之下到底還是出現了閃失，而且是一個致命的閃失。向來以知人善任著稱的他竟然犯下了一個如此低級的錯誤，讓紙上談兵且列入黑名單的馬謖衝鋒陷陣，使本已不錯的形勢驟然惡化，自己也淪到冒險唱空城計的地步。儘管空城計被傳為千古美談，但並不能使人樂觀，相反它更多的顯示了局勢危急的程度，顯示了諸葛亮晚年舉動失措的蒼老心態。最後，上方谷的那場大雨徹底澆滅了他僅存的希望，在殘酷的命運面前，他終於低下了頭，『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一聲長嘆中包含多少無奈和辛酸。他無法不絕望，因為路已無可迴避地走到了盡頭。『悠悠蒼天，曷此其極』，五丈原的秋風徹骨生寒，命運對這位壯志未酬的老人確實是過於苛刻了，他走得極為不甘，而且走在了老對手司馬懿前面。他的缺席意味着什麼，蜀國的君臣馬上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感受到一個巨大的空白，一個無法填補的巨大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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