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佳人》篇发微

  作者: 张家壮

　　在诠解《佳人》一诗时，“佳人”之是否为实有之人，是历代注家首先关注的问题，持见也各不相同。黄生《杜诗说》卷一云“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诗”，解颇为圆融，因此也广受采纳。其实黄生之意，宋人蔡梦弼已发露在前，蔡氏于《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六云“甫寓意于君臣而有此作，非独为佳人之什”，只是其说未能如黄氏之显豁。然自宋以来，诸家注杜大抵也止于此，于这“偶有之人”诗外本事并未深究。而我们对她的生存境遇了解愈是明晰，对于那些持着“纯是比兴，羌无故实”之说者的驳斥就愈有力，也愈有助于我们领会杜甫在这一“弃妇”原型外所凝望着的诗美境界。
　　要进一步探寻“佳人”的生存境遇，可以稍后之诗人顾况的《弃妇词》为借镜。《弃妇词》诗云：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本家零落尽，恸哭来时路。忆昔未嫁君，闻君甚周旋。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万里关山道。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物情弃衰歇，新宠方妍好。拭泪出故房，伤心剧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将旧物还。余生欲有寄，谁肯相流连。空床对虚牖，不觉尘埃厚。寒水芙蓉花，秋风堕杨柳。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弃妾，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
　　又韦e《才调集》载顾况此诗尚有“绮罗锦绣段，有赠黄金千”、“妾有嫁时服，轻云淡翠霞。琉璃作斗帐，四角金莲花”等句（后人添增的这几句，虽如萧士S所指出，是“语俗意重”，然仍是晚唐五代人手笔，益可见当时情状）。
　　该诗首二句“古人虽弃妇”云云，可知其是为当代“弃妇”所作，联系此诗的写作年代（安史乱后）与诗中“本家”的骤然零落（嫁时方显贵，归时已湮没）诸因素推之，断顾况诗中所状为安史乱后的情境当不至于有大误，因此诗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弃妇，同时还是时代盛衰、风会变迁的象征，昭示了传统世家大族的没落，至如后来竟有丞相为求生存嫁女于职级甚卑的小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云：“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亦属情势使然，不足为奇。将此诗与《佳人》参互并观，不难见出二诗所状情事之同处。杜诗有“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之句，顾诗则有“本家零落尽，恸哭来时路”之句；杜诗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等句，顾诗则有“物情弃衰歇，新宠方妍好”等句。杜诗作于乾元二年（759），顾诗虽无法准确系年，以顾氏之生年推之，似应在此之后。杜甫与顾况的生活年代虽有交叉之时，但却未见此二人有交游的记录，且二诗的立意绝不相类（详下文）。因此，杜、顾二诗应当视作各自创作，互无关涉。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中有“第文章可以学古，制度则必从时”，制度如此，时代风会更然。杜、顾二人同处于时代风会变迁之际，事既相近，宜其诗中所写会有不相谋而冥合之处。二人诗中的女子皆为夫家所弃，且皆因本家由贵盛转跌落，而终致无所依倚，杜诗还明言有“关中之乱”，有了这几层的保障，再回头看杜诗中的“佳人”，虽不能考定其名，其为实有之人的可信度也便更大了。再从时代风会一层思之，类似杜、顾诗中的被弃女子，当时应有不少，则开篇所引黄生“偶有”之说，倒还可以修正，非“偶有”，乃“时有”了。
　　至此，有一点需加以分梳，即我们认为佳人为当时实际存在的人物是一回事，而杜甫写此诗是否就全是为佳人立传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正是下文欲进一步讨论的。兹以杜甫这一阶段的生命历程、情感结构为切入点试为分析之。
　　弃官客秦是杜甫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它拉开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序幕，还在于它是杜甫“凝绝不通‘身’暂歇”的反思阶段。萧涤非先生说：“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诚然，杜甫的最终走向人民确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既如此，那杜甫弃官的最初“立意”是什么？《立秋后题》是杜甫欲弃官时所作，循此诗以求，颇能探得诗人此时的心迹，其末“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一句最可深味，盖这一果敢决绝的宣言背后纠结着诗人复杂的生命体验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回顾安史之乱以来的这段经历，杜甫由陷贼而窜归行在，随后授左拾遗、北征省亲、贬官华州、奔走洛阳，一路走来一路诗。从《避地》、《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北征》一直到“三吏”、“三别”，我们分明感受到，虽然其始诗人尚怀抱着“皇皇奔赴之情，汲汲匡时之志”，但在万方多难的流徙辗转中，随着诗人对朝局认识的逐渐清晰，其情怀也旋即由憧憬而怅惘以至最终的失望。《立秋后题》表明弃官正是变乱以来的社会现实、个人遭际促使杜甫进行反思调节以后的结果，而客秦期间身心获得了短暂的停歇也恰恰宜于诗人的深入静观与反思。于是，前此频频出现的“即事名篇”新乐府诗在客秦期间陡然减少，除《留花门》一篇外，代之而起的多有《贻阮隐居》、《遣兴五首》等以陶潜、庞德公等高怀之士为歌咏对象的诗篇。这就难怪仇兆鳌要说“余谓此诗（笔者按：指《立秋后题》），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一味”倒未必然，但“高蹈”这一新树立的人生姿态无疑已构成了这一段时期里诗人体物言志的重要心理基础。不过，不容忽略的是，诗人在困守长安十年期间就已逐渐建构成沉郁型的情感结构，并不曾因此时的“高蹈”姿态而消歇，更进一步说，沉郁型的情感结构与高蹈人生姿态不仅分别表现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诗篇里，而且在同一首诗中，二者也往往交织融合，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一种既有避世之高风，复具深沉之情致的诗风。诗人对古今隐逸之士的把握已不单是其萧散的风容，更注重去揭示隐逸者内在的沉痛本质，如《遣兴五首》其五：
　　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
　　孟浩然布衣终身，是盛唐处士中之最惨淡者，杜诗正是执着于这一点而塑造一深可悲叹的高蹈形象，与李白笔下“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的风流孟夫子相比，差异可谓大矣！又《遣兴五首》其三写陶潜，杜甫却抓住其“未必能达道”一层加以发挥，陶潜的“枯槁”、“挂怀抱”，杜甫与之最似，浦起龙评此诗云“假一渊明为本身像赞”，颇得解人之旨，不仅是这一首，写阮隐居、孟浩然、庞德公诸作类皆如此，诚如王嗣]于《遣兴五首》题后所云：“俱借古人以遣自己之兴，非尚论古人也。”可见，将自己变乱以来的身世之感糅入歌咏古今实有之人、实有之事的诗中，是杜甫客秦期间诗歌创作的显著态势。明乎此，我们对《佳人》的创作语境，便有了更切近事实的认识。
　　与《贻阮隐居》诸作不同的是，《佳人》隐去了诗中形象的姓名。赵次公云“此乃贵人之家，诗人盖不欲出其名氏耳”，然杜甫在写贵族跌落的另一首诗《哀王孙》中有句云“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可见，不是诗人而是诗中所写的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名氏。《佳人》之不出名氏，其情形或者也如此，但仍不可必，用黄生的话说，此中还另有原因：“全是托事起兴，故题目但云《佳人》耳。”不惟如此，“托事起兴”一说还从根本上指出，作为一般古体诗的《佳人》与作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新乐府的《哀王孙》，它们创作路数上的迥别。“即事”是《哀王孙》写作上的第一要义，诗中写尽了王孙流离失所之态、避乱匿身之迹，动乱之际内外扰攘、叛军猖獗的情形也宛然在目，诚如仇兆鳌所谓：“此见王孙颠沛而作也。”其他新题乐府如“三吏”、“三别”等，莫不写诗人所亲见，这类作品本不事寄托，以对历史事件本身的逼真描写来观照社会人生。清人王夫之未能由此悟入，曾将《石壕吏》与东汉无名氏所作《上山采蘼芜》并论：
　　

　　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究其实，《上山采蘼芜》与《石壕吏》除了问答形式一点外，并无太多相似处，王说之失就在混淆了直陈之作与感兴之作的分别，且从诗的风格一点说，《上山采蘼芜》的优柔和平与《石壕吏》的抑扬顿挫，差别也是很大的。其实，酷肖《上山采蘼芜》的正是这篇《佳人》。《上山采蘼芜》首写女主人上山采撷香草，并借此以兴起女主人芳洁的品格――这是本诗的基调之美，下文仍继续营构此美：“新人工织缣，旧人工织素”、“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素白缣黄，素贵于缣），该诗重于兴感，故虽多叙事，却不粘不脱。《佳人》与之庶几同构。开篇一句，既不指明其人，也没有明确其居处，只是泛云“佳人”、“空谷”，“绝代”、“幽居”云云，更是奠定了此诗杳渺空灵的基调，诚如司空图《诗品・缜密》所言，是“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不过，次句“自云”二字一出，见得此人信而有证，“提出良家子三字，见其出身正大”，可谓化虚为实。该加以注意的是，“自云”一词同时还表明自“关中昔丧乱”起至“采柏动盈掬”止，佳人所叙之事皆非诗人亲见，职是之故，关中丧乱、本家零落的历历变故都非本诗主体，虽然此类叙事语在诗中篇幅最大，全诗之旨却在慨世伤心、托物兴感上，如此又可谓是以实孕虚。托事起兴、以实蕴虚的方式正是《佳人》与《上山采蘼芜》的神似之处。
　　在《佳人》里，寄托着诗人自己的影子，这是读杜者的共识。黄生所云“适切放臣之感”可备一说，但却显得疏阔，仍可补充。当我们检读杜甫在秦州期间所写的诗篇时，可以发现求地卜居也是诗中常有的话题。诗人客秦本就有退居之意，而在此异地偶遇故知赞上人（《宿赞公房》），他清幽的土室、好静的心迹促成诗人由想而采取行动，有不少诗篇记下了他求地卜居的行踪与心曲：
　　……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墓，欲问桃源宿。（《赤谷西崦人家》）
　　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柴荆具茶茗，径路通林丘。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
　　在这里，诗人表现出对山居的急切向往，而卜居最终竟因囊中羞涩未果（见《遣怀》诗）。《空囊》云：“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栋，无衣床夜寒。”此情此景与佳人的境况是很相似的，而《不归》一诗写从弟之死的“河间尚战伐，汝骨在空城”，不也正是佳人“兄弟遭杀戮”、“不得收骨肉”的情形吗？诗人已经亲历中道见弃之沦落、生计无着之窘迫、丧失亲人之悲楚，如今又怀抱此等丧乱之感、死生之戚来倾听佳人诉说与己相似的经历，如何不引起他沉痛的回忆呢？萧涤非先生认为这首诗的写作过程和白居易的《琵琶行》差不多，可谓一语中的。仅就这种托事抒怀的表现方式而论，王夫之评《上山采蘼芜》的一段话颇值得一提，语云：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
　　这里，王夫之指出了史、诗之异。同样是叙事，史法只从实，诗道则重情事相感，由交融共构而成一诗美境界。强调诗之非史，诗之为诗，就是要充分意识到并注重其中涵容着的选择性与虚拟性，以及由此而呈示出的诗人的理想，也只有从这一视角突入，才能更好地领会诗人的创作意图与诗歌的内在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试看《佳人》篇末数句：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这里所写的物象以及人物的活动，既是山林实有之物、山居实有之举，很显然也都是经过诗人精心择取的，既是对佳人因社会动乱而处于困窘无奈之状的描摹，更是一个饱经沧桑者在对另一位饱经沧桑者的生活方式进行观照时，对其幽闲贞静的情怀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是自己澄澈的精神生命受到激荡之后的自觉扩展。黄生说的“‘在山’二句，似喻非喻，最是乐府妙境”，其实非但“在山”二句，上录数句都是那样。“似喻非喻”之妙也就在诗人是依景取喻，而不是凿空模拟。借用周济论词的话说，那就是“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其用意全为了升华此期存于诗人心中温厚而高亢的幽居品格。这样，这诗篇就构筑了在一般弃妇题材的诗歌中难得一见的更新颖无疑也更高明的审美情境。在我们看来，这才是《佳人》创境的中心意义，比起顾况《弃妇词》的只是哀伤、怨悔，差却境界多少！这正应了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
　　最后，想附带一说的是，《佳人》与《贻阮隐居》、《遣兴五首》一脉相承，同样是高蹈情怀的罄露，在相同的心理基础感召下，诗人的创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贯性。而诗人在《空囊》里可怜的境遇，在《不归》中丧亲的痛楚，在《寄赞上人》、《赤谷西崦人家》中卜居的心愿，凡此种种，备尽《佳人》一诗之中，所以我们以为在这一阶段的创作里，《佳人》又有集成的意味，它的写成应该在上面提到的诸诗之后，而不大可能是初到秦州时。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将此诗置于所选秦州诗之末（除《发秦州》外），就比仇兆鳌《杜诗详注》的编排更为允当。作如是观，也许浅测了萧先生的用意，但对我们作出上面的推断却是一个颇为有力的辅助。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