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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華社-t望東方周刊
t望東方周刊201211期封面
『漢學』如何代言變化的中國
編者按
3月9日，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這是繼北京大學成立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之後，在國家漢辦(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支持下，由國內頂尖高校具體負責實施的又一項促進中華文化研究『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舉措。
在同時開幕的『價值與意義：中華文明的再認識』學術論壇上，記者對話了數位海內外知名漢學家，探討了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如何再認識中華文明、並促其融入世界的問題。
柯馬丁：我們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國
『我們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模式。長久以來，我們有一種固定的思維：即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論；西方理論處在上，各國的文化處在下，這是一種不平等的狀態』
【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特約撰稿左昊暢採訪、整理
在普林斯頓，我每個月都有一次跟其他系的同事們吃飯的機會，每次吃飯時都有一個人談他最近的研究心得。最近一次，一位研究西方古典文學的同事講到他研究的一位羅馬史家，生於公元前86年，差不多就是司馬遷去世的時候，於是馬上引起了我關於【左傳】、【史記】的共鳴。在此基礎上，我們兩人決定，以後一起教一門關於古代史學的研究生課程，東亞文學系和西方古典文學系的研究生在一起學習。我想，如果我們要更深地了解中國古代文明或是羅馬早期文明，這樣的對話就是非常必需的。
目前，中西方學者都在運用西方理論來闡釋和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在文學領域尤其如此。但我更想指出的是，作為研究古代中國文學的學者，我們似乎總是『接受』，卻很少『給予』。到現在為止我們討論中國文學，還是基於從其他文學研究裏進口的理論。
『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模式』
我們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模式。長久以來，我們有一種固定的思維：即所有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論；西方理論處在上，各國的文化處在下，這是一種不平等的狀態。
要怎麼超越呢？不是超越理論本身，而是放在不同框架下運用。各地文化相互了解、連接起來找到共同和不同之處。我們承認西方理論的存在和地位，但是不應該限於它劃出的框架。我們運用它，讓它受到文化的影響，然後反過來改變它。既然這是一個全球的理論，就應該包含中國文化，不然怎麼是全球的？了解彼此，才能提高，才能改進。
可以說，在宣傳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方面，我們還要多花功夫。
我見過的許多西方漢學家其實並不了解中國。我一讀他們的文章就知道，有一些觀點有失偏頗。但是現在中國年輕人也並不太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文明。因此，我們需要互動，共同提高。
此外，中國研究生的語言能力也需要進一步提高。我在美國的許多學生，不僅會英文，還會法文、德文、日文等，這樣閱讀的內容才能廣泛。即使是在中國研究中國文化，也還是要看外文材料，這樣才能客觀了解別人對自己研究領域的看法。研究中華文明的年輕人要讀好英文，包括日文，因為日本在漢學研究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把中華文明研究放在人類文明的語境下』
另一個變化趨勢是，我們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國，這在西方的大學變得越來越明顯。否則，我們將發現自己在大學裏變得無足輕重，無法與同事對話，到頭來無法宣傳中國文明的價值和意義。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了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但說實話，許多人對中國文明的傳統並不太感興趣。如果我們想要在全球保持中國文明研究的生命力和相關性，就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垂直』研究，即從中國上古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另一個方向是『橫向』研究，就是研究某一個時代，但不僅僅是研究中國，也研究其他的地方，而且這兩種方向應該是互相補充的。
全球化使得西方認識到中華文明的重要，同時這也把中華文明研究放在人類文明的語境下。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裏，我們的未來也將是國際性的。我們的中華文明研究可以、也必須進一步國際化，特別是與西方平等的比較性方面。
實際上我們正處於在中華文明研究和世界各個文明研究的一條分水嶺上。一百多年來第一次，西方人文學者，即不搞中國學的西方人文學者，開始認真了解中華文明的重要性。第一次，研究中國文明的學者能夠與整體人文科學對話，我們其他領域裏的同事們也渴望聽見我們的聲音，目前在西方這個情況已經非常明顯。
柯馬丁(Martin Kern)
1962年出生於德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中國文學教授。此前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範圍涵蓋先秦兩漢文學、文獻學、歷史、思想史、藝術史和宗教史。其專著包括【早期中國的文本和儀式】和【劍橋中國文學史】之開章：【先秦西漢文學】。
杜贊奇：應跳脫『西方主導視角』
『如果有機會向中國漢學主管機構建言的話，我會提出，政府文化部門應當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文化：不僅僅是與西方各國以及印度、日本文化做比較，還要尋找共通、融合的地方』
【t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特約撰稿左昊暢採訪、整理
在印度推廣漢學，這件事我們正在努力做着，但目前收效還不理想。
儘管我們已經開展了很多項目來推動和加深印度對中國的理解和學習，但印度民眾與漢學的聯繫仍然薄弱。許多人對當代中印政治經濟有濃厚興趣，但是在漢學方面，印度人現在所能想到的，仍然是20世紀初的一些人物，比如曾訪問過中國的泰戈爾。
一年半前我去參加了『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那個活動持續了很長時間，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影響力很好。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在儘可能多的層面上建立一些人與人直接互動的活動來增進了解。
希望能夠直接互相學習
印度國內需要對中國和社會有更多的了解，中國對印度也是如此。在我看來，這也可以以多種方式展開。比如中國有專門的日語研究院。印度也需要更多、能更全面反映其文化發展歷程和特色的研究機構，特別是在宗教研究方面。
中印歷史淵源很深，宗教文化就是一個很好的角度。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印年輕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增進中印關係。
新加坡已經成為一個研究中印關係的中心地帶，與許多印度的大學都有合作，美國哈佛大學也提供相關的研究幫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教育中對於地區文明的研究非常重視。因此，我們可以在新加坡和美國不斷地擴大研究亞洲的機構規模。
但如果我們僅僅通過這些來研究中印文化，還是一種在西方主導的視角下進行的比較研究。我們的許多概念都是來自於西方理論，每一個細節都和西方的意識脫不了干係。我們需要藉助西方文獻作為研究參考資料。
我們如果能夠直接互相學習，以彼此作為研究的參照，理念就可以一致，方法就可以一致，目標也將一致。
應當更多在亞洲文明圈中做文章
目前遍佈海外的中國孔子學院讓人驚嘆，但在印度好像數目還是較少。兩年前，我們曾研究過在印度高中推廣漢語的可能性，一些學校可能已經設置了相關課程，但具體數目並不清楚。
不少同事談到了漢學與全球化的聯繫，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僅僅將研究目光放在漢學上，對於世界來說影響還是有限的。在復旦大學的『中華文明研究中心』裏研究的，不應只是古老的中華文明，而是國際化的中華文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和良好的發展趨勢。
如果有機會向中國漢學主管機構建言的話，我會提出，政府文化部門應當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文化：不僅僅是與西方各國以及印度、日本文化做比較，還要尋找共通、融合的地方。
此外，與歐美國家相比，亞洲國家之間有着更為悠久的歷史淵源，應當更多在我們共同的文明圈中尋找不同和聯繫。
同時，推廣漢學需要兩個層面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在學者間的學術交流互動，另一方面是公眾文化層面，向社會解釋中華傳統文明的重要意義，這對於學者的研究工作也會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印度裔歷史學家、漢學家，早年就學於印度，後去美國求學，拜漢學家孔飛力為師。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及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萊佛士人文教授、人文和社會學研究主任。
他是一系列中國和東亞史著作的作者，包括【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該書曾獲1989年度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
陳思和：我們有沒有把古典傳統和現代文明銜接好？
今天中國在面對世界的時候，必須要認真考慮：哪些傳統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的，哪些傳統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消損的
【t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特約撰稿左昊暢採訪、整理
陳思和
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教授，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主編。曾先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首爾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特裏爾大學和波恩大學等擔任訪問研究員或客座教授。
我想談的，是中華文明的現代意義。這個題目是德國漢學家顧彬提出來的。
沃爾夫岡・顧彬教授，1945年生於德國，是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德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和譯著包括【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等。
有一次顧彬在復旦講課時問我，陳先生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你們中國派了那麼多教學人才到世界各地去成立孔子學院，但你們為什麼不叫魯迅學院，而叫孔子學院？
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我的腦子裏。我覺得他其實是用兩個符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我們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跟現代文化傳統如何銜接的問題，如何從傳統走向未來的問題。
另外，他實際上還提了另外一個問題：當我們中國建了很多孔子學院到國際上去教漢語、傳播中國文化的前提下，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形象向世界展示的問題。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對於今天中國面向世界其實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文明如何銜接
我們面對的中國文化其實是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從幾千年傳到今天的偉大的古典傳統，還有一個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逐漸在中國形成的現代文明。經過了一百多年，這個文化慢慢地也正在形成它自己的傳統。這兩個文化傳統在今天有沒有銜接好？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兩個傳統結合起來，構成今天的面對着比較複雜的世界的局勢？
從十九世紀開始，中國登上了一個新的列車，這個列車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化，它跟傳統文化是有所不同的。我們討論五四文學或者是中國現代文化的時候，都會認為這是人性的解放，雖然說時間短暫，但是相對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發展來說，確實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它是一個極大的變化，人對自身有了一個非常深的自覺的認識。
在五四這樣一個現代文化裏面，其實是包括了兩種跟世界聯繫非常密切的思想：一個是對人的肯定、人的解放、人的讚美，一種人道主義的文化；一個是對人的指引、對人的批判、對人的懷疑，提出了人身上是有問題的，欲望是需要警惕的。
這兩個看上去似乎對立的文化觀念，我認為恰恰構成了整個中國這一百年來發展當中許多問題的背景。這一百年來中國從政治、經濟到社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一個變化從早期的革命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背後都是充滿了人性的解放欲望。
從中國文化來說，其實也可以歸到兩大問題，一個是人如何解放，一個是人的欲望如何控制。這兩個問題已經把中國跟世界的文化接洽起來。整個中國是這樣發展的，歐洲也這樣發展，世界也這樣發展。
因此，我們是用傳統的東西來規範今天的文化，把今天的文化往後拖，還是站到今天的、世界的、未來的立場上，把傳統文化重新進行梳理，然後推動中國文化向前發展？我覺得這是今天人文學者所面對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中國向世界展示什麼形象
再有，就是關於中國向世界展示什麼形象的問題，這也涉及到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文明以及中國的文明跟世界文明關係的問題。
我們要儘量地去學習世界，包括學習西方世界。這個觀念在二三十年前我讀書的時候是中國當時學術界的主流。
我們非常努力希望把中國的文明傳到西方去，於是我們翻譯中國的著作，建孔子學院，在國外推廣包餃子、打太極拳等等，非常急切地希望中國在世界獲得一個形象。
我個人覺得這些都是可以的，但焦慮是不必要的。因為中國本來就在世界這個範疇裏面，其中一個關鍵是對世界怎麼看。如果你把世界只看成是一元的話，那麼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就是西方世界；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多元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異常豐富的，有各種民族、各種文化在一起交流的世界。
實際上，今天中國所有的一切都跟世界是分不開的，沒有一個孤立的中國，中國文化也不能脫離世界而獨立。我們應該還原到一個理性的、一個適合今天和未來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和中國形象。
舉一個例子，對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就有些爭議。我第一次看了以後，他們徵求我意見，我就提出來，這裏對中國文化的表述有些問題。不少人批評說，廣大中國將士在前線犧牲了那麼多，你不歌頌，反而去歌頌妓女，我覺得問題還不在這兒。我說的是另外一種問題，即我們應如何表現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一種力量？我覺得在面對世界的時候，應當考慮能不能讓世界觀眾對中國文化產生一個非常深的印象，對中國文化的偉大、力量的印象。
今天中國在面對世界的時候，需要認真考慮：哪些傳統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的，哪些傳統對我們是來說可能是消損的。
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規劃孔子學院的『綜合文化交流平台』作用
『我們當初以為孔子學院只是教漢語的，但實踐證明外國對孔子學院的興趣不僅僅在於學漢語，更大的興趣是希望能夠了解中華文化、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
【t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特約撰稿左昊暢採訪、整理
現在在全球已經有105個國家、358所高校建立了孔子學院，其中美國就有76所，除此之外還有五百個中學有孔子課堂。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才發現，我們當初對孔子學院的定位是有些偏差的。這個偏差體現在我們當初以為孔子學院只是教漢語的，但實踐證明外國對孔子學院的興趣不僅僅在於學漢語，更大的興趣是希望能夠了解中華文化、中國的發展道路、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
所以國家對孔子學院在下一個10年，即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的作用進行了重新規劃，希望能夠發揮『綜合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從原來純教漢語的路子走出來，成為綜合文化交流平台。
所謂『綜合』，就是包括文化、經濟、政治、法律各個方面的全方位平台。所謂『交流平台』就是說，要通過孔子學院學習合作國家在文化上的優秀成果，然後對中華文化進行自省、自新、再改造。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要讓孔子學院的『瘸腿』迅速壯大成長起來。
今年在孔子學院的資金預算裏建立了一個『新漢學計劃』。這實質上是借鑑了美國富布萊特計劃和其他國家基金會的經驗，想通過設立這個計劃，幫助全世界漢學、中國問題的優秀研究學者安心來往穿梭於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以振興漢學。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力量來支持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建設和發展。
(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對本文有重要貢獻，特此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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