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島敏夫先生的中國文史研究

  作者: 李　慶

　　中島敏夫先生，在中國唐代文學研究領域，是一位人們並不陌生的學者。
　　他生於1931年，在戰爭中渡過青少年時代，戰爭晚期的原子彈爆炸，在他身上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衝擊傷痕。上一世紀的50年代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曾師從著名的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長澤規矩也、加藤常賢、藤堂明保、赤冢忠、前野直彬等。後為愛知大學教授，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重點研究中國的唐代文學。在80年代末，和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等一起，被我國李白研究學會聘為名譽委員，九十年代初期，曾到北京語言大學等中國的大學研究進修。
　　中島先生的主要著述有：【盛唐】明治書院，1978，內田泉之助監修【中國名詩鑑賞】，1998再版，【古詩類苑】共3卷，汲古書院，1991【唐詩類苑】共7卷。汲古書院，1995年。整理【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汲古書院，2000年。翻譯註釋：【唐詩選】學習研究社，1982。論文有【陳子昂薊丘覽古黃金台等地理考】【愛知大學文學論叢】，1982、【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載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雜誌等，有的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長起來的學者。
　　中島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唐代文學研究，一是對先秦文獻的研究和考查。
　　唐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說就是由他主持翻譯註釋的【唐詩選】。此書作為藤堂明保先生監修、竹田晃、戶川芳郎、佐藤保等先生負責編集、學習研究社出版的【中國的古典】叢書的一種，在1982~1986年出版。全書分上、中、下三冊。其中，中冊的後半，由他的後學齋藤茂擔任，而下冊的後半，則由他的朋友佐藤保負責。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雙方友好關係處於『蜜月』時期的產物。
　　他把這本傳說為明代李攀龍序編，在日本廣為流傳的詩選翻譯成日語並加以注釋的過程中，收羅了相當多的有關資料，納入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對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比如，對人所眾知的李白【靜夜思】一詩，中國的唐詩選比如流傳最廣的【唐詩三百首】等中都作『床前明月光』，但他認為，從此詩流傳的版本上看，李白的別集、宋洪邁的【唐人萬首絕句】等早期的刊本和【全唐詩】都作『床前看月光』，所以當以此為是【唐詩選】下冊。又如，對盧綸【和張僕射塞下曲】的『張僕射』是什麼人，他認為是張廷貴，和中國有些學者認為的『張封建』不同見【唐詩選】下冊。在他的解釋中，羅列了許多有關的資料，比如在一些詩下，附上了有關繪畫、書法、照片或出土文物，吸收了當代中國學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唐詩鑑賞辭典】，這對於學者的閱讀欣賞、研究參考，甚為方便。此書在日本流傳頗廣，受到相當的歡迎。
　　此外，他有關唐代詩歌的論文，如【關於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愛知大學文學會【文學論叢】第87、89輯，1988年，對現存李白作品中有關色彩的用詞進行了具體的分類統計，並和唐代主要詩人的情況進行了對比。指出，在唐代代表性詩人的作品中，色彩字在總字數中所占的比例，李白最高，約為3．03%。平均每首詩歌中使用有色彩的字的頻率，李白僅次於頻率最高的李賀，居第二位，李賀243首作品中，色彩字的頻率為『2．50』，而李白1049首作品中的頻率為『224』，比他統計的18位代表性詩人中用字頻率最低的孟浩然263首作品的『063』高出許多上引【文學論叢】第87輯。此外，李白詩歌中，所用色彩字，以『白』字最多，共使用了463次。其次為『金』字，333次。最少的，即只使用過l次的有『紺』『黟』等。他還把李白和杜甫等詩人用的色彩字進行了對比，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了李白詩歌的特色。上引【文學論叢】第89輯這無論在研究的方法還是結論上，都顯現了獨特的風格，在中國學術界受到學者好評。
　　如果說在他長期的教學研究生涯中，大多的時間是在唐代文學的領域中活動的話，那麼，到了中晚年，他走出了唐代文學的園地，走進了更為廣闊並充滿荊棘的中國古典文獻荒原。在這個領域中跋涉探索。他主要做了這樣一些工作：
　　1、收集整理，影印出版了【古詩類苑】、【唐詩類苑】。
　　這都是明代以藏書和出版知名的張之象1507~1587編輯刊刻的古代詩歌總集。張之象，明代松江人。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生。有『綺蘭堂』，在明代嘉靖間所刻自注的【鹽鐵論】十二卷，當時頗為學界所知見王徹【王屋先生傳】，載日本汲古書院影印本【唐詩類苑】，又見葉德輝【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版。張之象在二十年間，收羅古代詩歌，編輯成【詩紀類林】，漢魏至六朝為一集，初唐至晚唐為一集。死後才分別以【古詩類苑】、【唐詩類苑】之名出版。
　　【唐詩類苑】搜羅了當時所見、從帝王到無名氏1470人的詩作28067首按：根據中島的統計，總數為28245首，其中重複178首，故實際為28067首。見影印本【唐詩類苑】第七冊，按『天、歲時、地、山、水、京都、州郡、邊塞、帝王、帝戚、職官、治政、禮、樂、文、武、人、儒、釋、道、居處、寺觀、祠廟、產業、器用、服食、玉帛、巧藝、方術、花、草、果、木、鳥、獸、鱗介、蟲豸、祥異、雜』之順，分為39類，此書和馮惟訥的【詩紀】、黃德水等編的【唐詩紀】等總集一起，反映了明代中期收集整理唐代詩歌的動向。
　　張之象之書，在中國國內流傳不多。中島先生經過努力，整理影印出版了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明萬曆二十九年序刊本所缺部分，以國會圖書館所藏補，編制了索引，甚便讀者。在整理的同時，中島先生對唐代各詩人的詩歌主題進行了頗令人感興趣的統計，並將此和日本平安時代的和歌共33675首的主題統計進行了比較研究。日本和歌的主題，最多的是有關『四季』的，占368％；其次是『戀歌』，占368％。而【唐詩類苑】中，最多的是『人事』占35．1％。『歲事』部中的『四季』只占全部的3．3%；沒有『戀愛』這樣的主題，『人』部中，只有『美人』『閨情』『幽怨』類的詩。這或許反映了中國唐代詩歌和日本平安時代詩人趨向、乃至中日兩國詩歌特點的差異此書凡七卷、8大冊。見第7卷上【唐詩類苑研究】。
　　中島先生還整理影印了張之象編的【古詩類苑】。上述兩部著作，經中島先生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經準備在我國影印出版，為中國古代詩歌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資料。
　　2、在完成了【古詩類苑】、【唐詩類苑】的影印出版以後，他重點轉移到了中國先秦時代的文獻整理。
　　在數年間，收集了73種古籍中的有關資料，再加上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匯編成了【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此後，又連續撰寫了【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上、中、下數篇，詳細地介紹、論說了中日兩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關爭論。
　　如何認識中國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特別是有關『大禹』的記載，是中國古代史上，最有爭論的問題之一。『大禹』的存在與否以及如何看待歷史上有關的記載，早在上一世紀的前期，就有爭論。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可參見拙文【〖崔東壁遺書〗和20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疑古』思潮】載【學術集林】10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此不贅述。可以說，這一爭論，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走向。
　　中島關注到近年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介紹了在200O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初步研究成果。指出：該項研究，從文獻和考古發現兩個方面考察，最後認定：夏代的開始在公元前2071年相當於根據碳14測定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的時期內。夏和商的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的一期。而商和周的分期在前1046年。也就是周武王伐紂的年代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第15期，2003年3月。
　　

　　與此同時，他又介紹了日本學者從箭內互、白鳥庫吉、藤堂明保到現在的小南一郎等，從神話學的角度對大禹記載的解說。也就是說，中國學者認為是歷史真實的『大禹』，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傳說中的神。與此觀點基本相通的，是以顧頡剛為首的中國史學界『疑古派』的看法。中島對他們的見解也作了詳細的介紹。他認為：『這樣兩極對立的認識，今後還會繼續下去。』見【中國21】第17期，2003年11月
　　他的這些介紹，和他收集的有關『三皇五帝』的資料一起，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入這一問題的研究，很有參考價值。他不僅收集資料，介紹成果，而更進一步地提出，對於作為史學的顧頡剛等的論說，當以如下的方法進行驗證：
　　『首先，他們的論說，是用了怎樣的資料，沒有用哪些資料？資料具有怎樣的可信賴性？』『其次，那些作為資料被使用的文獻中的諸篇，在時代上，是什麼時期的，是些怎樣的資料？』『再次，是對資料中詞語的解釋。有怎樣程度的妥當性？』『建立在那樣解釋上的邏輯、理論是怎樣展開的？』進而，有必要對他們的基本觀點和所採取的方法進行整體性的檢討【中國21】第17期，2003年11月。
　　他認為，只有在這樣驗證的基礎上，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而他也在自己的論文中，對上古史的各種文獻如【尚書】、【左傳】、【史記】乃至近年的出土文物，從這樣的角度進行了探討。
　　我認為，他的上述主張和方法，不僅對於『疑古派』的論說，對於思考驗證其他的史學或文學史論說，對於我們的文史研究，也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見解。
　　古典文獻的整理，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技術工作，還反映出整理者學力和見識。中島先生如果沒有對整個唐代文獻的整體把握，沒有對日本所存文獻的深入了解，沒有長期如他自己所說如坐牢般參見【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的堅韌努力，要完成上述那樣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3、對所謂『偽古文尚書』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和探討。
　　中島先生的文史研究成果中，令筆者非常感興趣的是先生在惠賜的論文稿【論〖尚書禹貢〗『積石山』〖孔傳〗『金城』有沒有『偽之鐵證』】中對所謂『【古文尚書】之爭』提出的新見解。這是一篇三、四萬言的大作。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客氣地要我『批正』，我沒有這樣的水平，但仍想把中島先生的主要見解略作介紹。
　　在中國古代史、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中，東晉時代梅賾獻上的、據說是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的真偽，一直是有爭論的大問題。唐代孔穎達為孔安國的【傳】作【正義】，收入唐代的【五經正義】。到了宋代，吳б紗恕豆盼納惺欏肺偽，朱熹有論說，元代吳澄等繼之。明代梅族？撰【尚書考異】，提出了在這【古文尚書】的【禹貢】篇中，孔安國注『鄧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用地名都在孔安國後才有。到了清初，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又近一步對此詳細加以論證。以後，視此為【古文尚書】偽作的鐵證。二三百年來，此說幾為學界定論。
　　中島先生對此定論提出了疑問。他認為，關於【孔傳】，閻若璩所說，因為孔安國提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以【孔傳】是偽作的看法，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
　　1這裡所說的『金城』，到底如何理解？是縣、是郡？還是一般的地名？最早見於什麼文獻？如果這是縣或郡，它究竟是在何時設置的？到底在什麼位置？
　　2『積石山』到底在何處？具體如何理解？
　　3孔安國死於什麼時候？他有無可能知道漢代設置『金城』這一地名？
　　中島先生根據【史記大宛傳】、【史記始皇本紀】、【漢書地理志】、【漢書昭帝紀】等的記載，參考【管子】、【水經注】、【括地誌】、【元和郡縣誌】、【資治通鑑】包括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等史料，加以分析對照，認為，閻若璩所主張的『金城』這一地名，在昭帝六年設置『郡』時為最早這一看法，難以成立。『金城最初的命名，並非在郡的建置之時的可能性很大。』『金城作為縣名，或城名，在設置郡之前就有的可能性很大。』稿本2頁『金城郡在秦的隴西郡之地，其地在漢昭帝始元六年置郡。』『金城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允吾縣，不在金城縣，顯示了縣的建置可能先於郡。』『金城縣在現甘肅省蘭州市市政府所在地西北約20公里處。』稿本20頁
　　關於『積石山』，中島根據現代的研究和古典文獻的記載，認為，歷史上存在着大、小積石山，必須加以區別稿本21頁。大積石山，是黃河源頭的大山脈，即『阿尼瑪卿山』。位置在青海省東南部基本是東西、稍微傾向西北―東南向。稿本21頁小『積石山』在甘肅臨夏縣西北，一名唐述山稿本22頁。但是，在漢代，人們對於這樣的大、小積石山，尚未能明確地區分，所以記載上有曖昧性稿本26~27頁。清代的閻若璩也未能具體區別大小『積石山』，所以，他認為孔安國【尚書注】中所記載的『積石山』方位不對的看法，是錯誤的。
　　關於孔安國的卒年，閻若璩根據有關記載，推算孔安國的卒年，『當於元鼎末、元封初公元前110前後，方年不滿四十』。所以，不可能知道在約三十年後的宣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設置的『金城郡』。
　　中島根據【漢書劉歆傳】等文獻，參照近年有關的研究成果如肖黎【司馬遷評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等，加以推算，認為：『孔安國至少在天漢年間乃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91年肯定生存着。』這樣，他就完全有可能知道『金城』這一地名。因而，閻若璩以孔安國不可能知道金城這一地名，『積石山』的方位不對，來作為斷定【古文尚書】為偽作的根據也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無疑將是中國文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大成果。當然，【古文尚書】，還設涉及到其他的各種問題，比如有關【堯典】中『四仲中星』的記載，具體反映了什麼時期的天文星象。這也是近百年來爭論甚大的問題。中島先生在回顧前人論爭，比如日本的新城新藏、橋本增吉、飯島忠夫、能田忠亮以及我國學者竺可楨、陳遵女為、陳美東等人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見【堯典的星象及其年代】稿本。這些都還可以繼續探討。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島先生的研究，表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他的研究，兼顧文獻史實考證和文學性的探索，在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界，有着獨到的風格如上引【關於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
　　他的研究，表現出一種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和批判精神。他不相信所謂的定論，對形成定論的邏輯推理、思維模式，迸行了反思。如對『疑古派』所提出的各種看法，迸行的再探討見上引【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
　　他的研究，強調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對於中國學界的『拜金主義』，中國唐詩研究界一些疏漏的指責，對胡亂出版的【唐詩分類大辭典】的尖銳批判見【唐詩類苑】的【研究】編，凡此，都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態度。
　　他的研究，反映了時代發展的影子。在【唐詩類苑】的【研究】編中，他及時地採用了新的電腦技術，對全書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統計分析，反映出傳統的研究方法和現代技術的交融，這對於文史研究者，當不無啟發。
　　他的研究的深層，也可以看到中日兩國的學術研究，總有着互相交流和影響的因素，在二十世紀後期，中國學界對於二十世紀前期學術思潮進行的反思的影響，顯然存在。
　　他的研究，就總體而言，是從文學走到了對中國古代文化整體的思考，顯現出由『專』到『通』，由『博』到『精』的發展變化趨勢。可以說，這些特點和發展變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日本漢學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變遷發展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