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漢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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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現代文學進入20世紀40年代之後，迎來了一個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雲南、重慶和延安崛起的一批優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後創作並發表了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們並不是對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的脫離和否定，他們的成就幾乎動員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整個中國文壇多維度努力的成果。他們的語言風格差異巨大，但都源於現代漢語這一富有生產力的傳統。即使撇開具體作品語言特徵的分析，單純考察文學語言背後一系列現代中國特有的語言觀念的支持，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業已呈現的各種語言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學者們圍繞文學語言的無休止爭論，怎樣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這些年輕作家。

    【關鍵詞】 1942年 青年作家 語言差異 語言觀念
　　
　　一、1942年：新的文學群落的崛起
　　
　　1942年，是現代中國文壇特別值得紀念的一年。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作爲戰時中國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學卻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我所謂的『成熟』，是指到那時爲止，中國現代文學新舊各種元素都獲得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與各得其宜的安排。
　　這在文學語言方面尤有直觀的呈現。似乎完全出於偶然，一批新作家都是在1942年前後一兩年內創作並發表了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們家庭背景、人生經歷、教育程度和價值立場都迥然有別，語言風格更各不相同，所以令人無法輕易看出彼此之間有什麼內在關聯。在這個特殊的年度，中國文學彷佛突然進裂開來，朝著東(上海)、南(雲南)、西(重慶)、北(延安)四個不同的方向分頭演進了。
　　在西南聯合大學，一個年輕的作者群正迅速成長，從他們中間很快走出了傳奇般的詩人穆旦，而站在他們背後的則是剛剛結束逃亡生活、困居學院的中國文學的神聖家族。這裡有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馮至、陳夢家、林徽因、卞之琳等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也有爲中國文學推波助瀾的作家型學者吳宓、朱光潛、李廣田、葉公超、洪謙、馮友蘭以及青年學者錢鍾書、夏濟安、趙羅蕤，包括戰時滯留中國的英國詩學專家燕卜蓀與現代詩人奧登。這裡不僅有對從【詩經】、【楚辭】到『五四』新文學的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細心講求，也有對T．S．艾略特所謂一個人二十五歲還準備寫詩就必須將整個裝在頭腦里的從荷馬到莎士比亞直至現代英國文學的系統介紹與深入研讀。穆旦正是在這一特殊的文化環境中貪婪地汲取營養，由此成就了他個性鮮明的詩風。1942年，繼【合唱】、【玫瑰之歌】、【讚美】之後，他完成了著名的【詩八章】。同年5月，馮至前一年在靈感突發狀態一氣呵成的【十四行集】也告出版。也是在這年的2月，以西南聯大師生爲主體的『文聚社』刊物【文聚】創刊，居首的就是穆旦的詩【讚美】。
　　穆旦、馮至1942年前後的詩作，無疑是這個流亡文人群落最值得驕傲的收穫。穆詩在理解西方語言的基礎上大膽歐化，使『五四』時代即已開始備受譏誚的『惡劣的歐化』合法化了。『五四』時期，許多人都認爲白話文有必要向西洋文學學習，但真正大張旗鼓提倡『歐化』的是傅斯年，他認爲白話文除口語之外，另一個更高等的憑藉『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法，句法，章法，詞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造成一種超於現在的國語，歐化的國語，因而成就一種歐化的國語的文學』，『要使得我們的白話文成就了文學文，惟有運用西洋修辭學上一切質素，使得國語歐化』，他還可惜許多人學習西洋語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爲之，『總有點不勇敢的心理，總不敢把「使國語歐化」當作不破的主義』，這是符合事實的。敢於『把「使國語歐化」當作不破的主義』的，大概就是穆旦吧。但穆旦同時也在【五月】一詩中故意採用中西古今雜糅的方式，造成特別刺目的不協調效果。只要是他的詩歌所需要的，他幾乎全無顧忌，而過於豐盛的年輕的生命也不允許他的詩語過早定型：
　　雖然我還沒有爲饑寒，殘酷，絕望，鞭打出過信仰來，
　　沒有熱烈地喊過同志，沒有流過同情淚，沒有聞過血腥，
　　然而我有過多的無法表現的情感，一顆充滿著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顆冬目的種子期待著新生。(【玫瑰之歌】)
　　他既可以依託雄偉的自然存在而唱出崇高的頌歌，也可以將沉鬱與悲壯馴服於細膩的觀察，寄託對民族歷史的恢弘想像：
　　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雞鳴和狗吠，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著乾燥的風，在低壓的暗雲下唱著單調的東流的水，在憂鬱的森林裡有無數埋藏的年代。(【讚美】)
　　馮至詩受德國後期浪漫主義詩人里爾克、荷爾德林影響，採取較嚴格的十四行詩體，無論精神還是語言形式都充分歐化了。但步入中年的詩人在細吟密詠之間，仍然努力回歸變動不居的漢語的本體，充分玩味每一個人詩的漢字的音色與意蘊：
　　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在漫長的歲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我們的生命在這一瞬間，彷佛在第一次的擁抱里過去的悲歡忽然在眼前凝結成屹然不動的形體。(【十四行集】之一)
　　30年代上半期在德國留學時，馮至就宣布告別自己20年代的詩歌，要以『小學』的功夫來熟悉中國的字詞，看來他是信守了自己的諾言的。如果說穆旦的語言是『外發的』，馮至則是『內涵的』；如果說穆旦『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他在這裡的成就也是屬於文字的。現代中國作家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是表達方式的選擇。舊的文體詩廢棄了，但是它的詞藻卻逃了過來壓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勝利卻在他對於古代典籍的徹底的無知』，那麼，馮至的詩語則是充分的歐化與充分的中國化的融合。師生兩代詩人在南方的天空下按照各自的秉性自由生長，『五四』以來文言、白話、歐化的語言因子在他們身上都有斑駁的投影。